北京时间10月8日，据报道，中国山东省沿海城市青岛选派92名工会干部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挂职工会第一主席。山东省和青岛市两级工会并将每年为每名第一主席配备2万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工作经费。据报道，选派这些人的目的是“指导挂职单位建立和规范工会，服务职工群众，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
今年8月，深圳私营企业佳士科技工人维权事件升级，最终引发官方工会介入，成立官方工会组织（图源：Reuters）
国进民退中 工会迈步进民企
“企业民主管理”一词令人联想到近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邱小平的言论，当时邱小平在推广一家私营企业“职工民主管理”经验的会议上称，要让民企职工“共同参与企业管理，共享企业发展利益”，引发外界对政府插手私营企业经营和“国进民退”的担忧。
大概是为消除外界疑虑，此次青岛市工会强调“要注意工作方法”，“到位不越位”，“帮忙不添乱”。亦即政府工会的进驻，并非直接参与私营企业和社会组织管理，而是从建立工会组织、保障员工权利的制度层面进行工作。
在中国官方的理论中，“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是一个庞杂的经济概念，包含私营经济、外资企业等与国有经济相区别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主要指政府主导成立的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自办组织，这些组织或经政府注册，或未注册。不过随着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政策的收紧，诸多未经注册或所谓“违法”的社会组织已被清理。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时期中，数量众多的私营经济、外资企业和民间成立社会组织涌现，他们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一定程度弥补官方社会管理的缺位，但也对中国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管理提出了挑战。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些所谓“新组织”，尽管本身未必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不过单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些新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一段时间游离于中国政府控制之外，形成了管理的缺口和不稳定因素。
自组工会受限 政府补位
中国拥有一些管理社会事务的官方组织，如全国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分别负责工人、妇女和青年权益保护，被视为社会主义政权的辅助力量。因而，政府工会进驻私营企业和社会组织，难免引发外界对政府加强民间经济社会组织控制的担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发达的私营经济确实存在着对工人权益的忽视，特别是在中国南方私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普遍存在劳动力密集型工厂，因其恶劣的劳作环境和较低的工资待遇而时常被西方发达国家贴上“血汗工厂”的标签。工人组织的缺失使工人在与资方的冲突中出于弱势。不过，工人自主组织的工会并不为中国政府所认可。
在工人权利受损、自主工会受限的情况下，政府工会进驻私营企业就成为工人维权的现实逻辑。
近期，深圳佳士工厂工人自组工会事件引发舆论关注，由于工厂条件恶劣，工人工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基金也被削减、拖欠，在工人向政府工会投诉的情况下，官方工会不作为，反而建议工人自组工会与资方谈判，结果酿成警民冲突。最终，省、市、区、街道四级工会进驻佳士科技公司组织建立工会，其后更有中国左翼组织要求全国总工会介入。
政府工会进驻私营企业是中共在更大范围内进入新经济社会组织的一个环节。早在2012年3月，新上台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即提出“抓好”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中共党组织建设，还称中共要在职工和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
近日有中共理论学者撰文提出“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的概念，其中就包括在私营企业中设立中共党组织，以及要求社会上所有NGO（非政府组织）都要接受中共领导。
但在另一方面，政府工会能够发挥的作用却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因政府工会组织愈益官僚化与政治挂帅，对职工权利的维护也往往沦为形式。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逐渐显现，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动荡，中国恐将面临日形严峻的失业问题，工会的作用将更为凸显，在工人自组工会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工会的补位能否应对内外局势下对工会的更高需求，仍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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