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中国当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应对中美贸易冲突的形势，探讨中国如何进一步进行金融改革以实现经济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京时间10月11日上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表了题为《国际经济风云变幻下的中国金融改革》的主题演讲，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形势做了判断。
他认为，在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扩大，中国国内所面临的内需不足已经让中国陷入了流动性的陷阱。以下为演讲部分实录。
对于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班农早前在日本演讲时就已透露（图源：VCG）
特朗普(Donald Trump）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带来最大的压力就是出口增长受阻。应对中美贸易战根本之策就是扩大内需，因为中国内需现在需求非常大，整体上还处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人均GDP（国民生产总值） 8,000多美元，尚未达到全世界人均GDP的中等水平，而美国人均5万多美元，是中国的五六倍。只要中国通过改革，把内需启动起来，完完全全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实现高质量地发展。
如果中国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保持到2030年，那么特朗普发动的贸易制裁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通过扩大内需，就可以把特朗普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消化掉。
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从会议公报中传递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扩大内需”。中共中央已经考虑到了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扩大内需也是从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把握和分析基础上提出来的；反过来讲，中国需求不足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有四个表现：
第一个表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中国的经济下行已经经历了六七年的时间，从两位数增长降到今年上半年的6.7%。如果继续下降，就会引起很多其他的矛盾。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7%，美国增长了4.2%。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绝对额来算，中国总量绝对额已经少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同美国的差距在上半年是拉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中国正处在赶超时期，如果同美国的差距在拉大，这就正中了特朗普的下怀。特朗普之所以要发动中美贸易战，他可能很多理由，但是，一个最根本的目的，班农（Stephen K. Bannon）在今年上半年日本的演讲上，已经暴露得再清楚不过了。
班农说，美国现在要利用有限的资源来阻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才是发动中美贸易战真正的目的。美国的智库在前几年分析美国的根本利益，把美国的利益分成了四个层面：贸易、盟友、军事、货币（全球储备货币地位）。
贸易是处在比较低的层面的利益，最高的利益是美元在全球的储备货币地位，所以从贸易上来说事，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维护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通过扩大内需来逐步缩小中国经济发展同美国的差距，这样美国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目的就会落空。
第二个表现，M2（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已经低于名义经济增长速度。
上半年，中国M2增长速度是8%，经济增长速度6.7%；6.7%再加上通货膨胀的支出，已经高于8%了。所以，M2的增长速度已经低于经济名义增长率，这个速度已经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个表现，民间投资增速低迷。
改革开放初期时，民间投资是零，在长达三十多年时间内，平均增长速度在百分之二十几，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最高的时候达到了65%，这几年应该下降到60%，而且还再继续下降。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前几年最低的时候只有百分之二点几，这几年平均5%-6%，国有投资增长10%左右，全社会投资增长8%左右，也就是说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低于国有投资增长速度，也低于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民间投资是经济活力的一个代表，是个人的钱，个人的钱进行投资的时候非常珍惜，怕出现投资失误，所以，民间投资的效益比较好，个人的钱不会往大海里扔。民间投资大部分是制造业投资。所以，民间投资上不去，它的增速下降，意味着经济增长缺乏后劲，缺乏活力。这是很要命的事儿。
第四个表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现在国内上市的公司里，企业营收额低于还本付息额的，达到了17%。
意味着17%的上市公司处于严重的亏损，无法继续经营下去的困境，搞不好就会出现金融动荡。因为一个上市企业后面都有几千、几万个就业的职工，他们身上都有多少亿的银行贷款，如果这些公司倒闭了，那会引起很多社会矛盾。
从这四个表现来看，可以讲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不光是投资不足，而且消费不足，出口不足，三大需求都面临不足的局面，所以，表现为总需求不足。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扩大内需的内容交给财政，发挥财政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财政的职能就是管结构优化的，货币政策是管总量的，在涉及到扩大内需这个经济总量问题上，中共高层没有把这个任务交易给货币（部门）而交给了财政（部门），是有深刻考虑的。这与中国过去在金融领域有一些认识的误区有关系，其中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经济的货币化率，也就是说M2的总量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百分之二百多了，中国过去把这个数字过度妖魔化了。而实际上，我分析整个金融供给是否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要看经济的货币化率，更要盘经济的证券化率。
过去，经济学界只看其一不看其二，光讲货币化率不讲证券化率，这就脱离了中国现在的金融结构。中国的融资结构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直接融资始终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导致现在证券化率比较低。美国的证券化率170%（股市总值是分子，GDP是分母），日本160%，中国只有49%，直接融资不发达，股市融资渠道受阻情况下，如果把间接融资也控制得那么紧，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资金都缺乏来源，这是导致总需求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意味着中国当前的货币供应合适不合适要全面地看，M2和经济增长速度是有规律的。,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货币学的鼻祖、金融统计专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在研究日本、韩国、台湾经济增长和M2增长规律时发现，经济快速成长时期，M2增长速度等于GDP增长速度2倍左右是合理的。
中国1990-2010年这20年，M2增长速度恰恰等于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被弗里德曼真正说准了。2010年之后，中国M2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由2位数的增长到一位数，一直低到今年上半年M2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名义增长率。这是导致中国现在被动局面，经济增长下行最根本的原因。
最近中国央行降准1个点，以后还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要逐渐地释放流动性，但现在不是央行想释放银根钱就能投放出去的。因为连续六七年的经济下行，出现了总需求不足，没有好的投资项目，现在央行想放钱也放不出去。
从最近这两年情况看，M1（狭义货币）增长速度高于M2增长速度，有一年M1增长速度是M2增长速度的2倍，这种情况也很反常。M1和M2增长速度过去都是相差一两个百分点，因为M2比M1就是多一个定期存款。为什么这几年M1增长速度远远高于M2增长速度？
中国央行有个货币政策司司长去年讲了一个话，一语道破天机，把真实情况讲了出来。他说由于多年的经济下行，企业缺乏好的投资项目，即使银行给了企业钱，钱也投不出去，只能放在银行流动资金账户上，或者干脆放在企业财务管理公司账上，这都表现为活期存款增长的比较快，定期存款增长的比较慢。他说实质上，中国已经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现在这种情况，央行想松动银根，票子也发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要有财政政策来配合，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还需要中国发展政策的引导，通过发改委确定一些需要重点突破的重大项目，找到中国突出的需求薄弱环节，找到中国的短板，在短板里找到好投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有的采用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方式，政府和企业合作；财政资金给予资本金的补助或贴息，引导银行贷款，逐步才能把经济活跃起来。
现在单靠银行投放货币起不到这个作用，给企业钱也没地方投。现在干什么东西都是过剩的，有大量的高科技，但没技术是短板，投不进去。能够投的都是一些大众货，产能过剩了。这种情况下，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而且需要和发展政策配合，也就是通过发展规划确定需要投资的重大项目，需要补短板的重大项目，财政政策给予引导，银行贷款跟上去。三者紧密配合，才能打破目前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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