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提出的“明日大屿”发展方案陷入毁誉参半的窘境。有部份泛民议员不满林郑月娥决定大规模填海却避谈收回高球场，亦有声音指港府斥5,000亿巨资填海只会消耗香港财政储备。
在众多反对声中，有一种提法尤其受到本土派人士和香港部分主流媒体关注：新民主同盟范国威指，若香港维持现在每日150个内地持单程证人士来港，20年后便多出100万新移民，正好是政府兴建的人工岛可容纳的人数。言下之意是港府大刀阔斧的填海计划最终还是让新移民坐收渔利。
作为移民城市的香港为何今年排外情绪严重（图源：VCG）
其实，如果单从经济效益来看，人口结构变化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在过去百年强大的一大因素，也是香港在上世纪60、70年代依靠轻工业生产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移民促进发展是城市经济的自然现象。但是，香港社会近年来排斥移民声音鹊起，甚至连主流媒体、部分原本属于传统泛民阵营的议员也抛弃了开放、平等、多元等曾被珍视的价值观念，皆因带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倡导更能吸引选民眼球。那么，将排斥新移民视为一种彰显本土情怀的政治正确，将公众舆论引向民粹主义的这股风潮究竟从何而来呢？
不可否认，香港在引入新移民制度方面确有欠妥之处，容易引发民怨。据报道，俗称“单程证”的前往港澳地区通行证制度建立至今，已有超过140万内地新移民来港。但现时单证程申请审批权属中国内地，香港无审批权。正因如此，不少港人认为这一制度不利于特区政府制订长远人口政策，亦无法完善各项房屋、社福以及教育等政策规划，长此以往或给香港社会造成负担。而现实中，也的确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因学历较低或语言不通，融入社会困难，需要政府援助。
不过细究起来，无论是制度的不完备还是移民自身的素质问题，都称不上是香港排斥移民的主因。从制度层面来讲，早年不少内地移民通过偷渡来港，却未见香港普罗大众对这些身份不明的内地人士有强烈反感。而从移民素质来看，上世纪60年代涌港的内地难民未见得个个都是高学历。而如今除单程证外，通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及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等专业渠道移民香港的大多是具有一定财力和资历的内地人员，不太可能因为自身素质低下而难以融入香港社会。
据港府统计，香港有约40%的居民并非香港本地出生，即相当比例的本地人也曾是彼时努力融入香港的“新移民”，可见香港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按常理来讲，地方保护主义在一个如此开放自由的城市应该难以生根，但为何近几年来新移民屡屡成为部分议员和媒体炮轰的对象呢？
若比照欧美国家近来的反全球化风潮，不难发现，对移民的排斥情绪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欧美右翼政党不把怨气放到资本家身上，却转移到移民身上一样，香港部分政客也习惯于把近年本土遭遇的经济问题“嫁祸”给移民，让民众将对社会制度不公、收入未能随经济增长而实质上升的不满情绪发泄在新移民身上。只因这种做法既简单直接，又容易引发本土草根阶层的共鸣。
那么，香港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靠经济变革实现社会资源的增长和合理再分配，以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带来的贫富悬殊。这就需要港府拿出魄力，一方面拿出真金白银为基层民众谋福祉，增加日常性公共开支；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对香港未来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定位有长远考量。但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管治团队不但要克服多年来按部就班的公务员思维，更会面对惰于变革的香港社会对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质疑，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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