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的番薯

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冰激凌甜筒。但是我走近之后才发现,这个小男孩在吃一块生番薯。他的父亲把顶端撕开来,露出里面橙色的瓤,小男孩一下一下舔着它,番薯没有撕掉外皮的底部正好可以当作把手。
这里是上海西北方大约480公里处的一座农场。在中国农村,番薯经常是生着吃的—这对于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来说很稀奇。直到这个小男孩跑回去寻求他正在为一行番薯锄草的父亲的庇护,我才注意到我一直在盯着他看。这位父亲对我怒目而视,而我挥手表示歉意。因为我不懂中国话,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他,我其实并不是盯着他的儿子,而是盯着孩子手里的番薯。我也没办法说出来,我之所以目不转睛是因为这个番薯是400年来全球范围内所发生的震撼性的变化的象征。
番薯原产于中美洲。西班牙船在16世纪70年代将番薯运到了马尼拉,随后一位中国船的船长瞒着西班牙海关将番薯的藤蔓和塞进筐里的一卷绳子混在一起偷运了出去。他将这种走私来的植物带到了位于中国东南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当时中国正在饥馑之中。船长的儿子将番薯介绍给了福建巡抚,后者随后命令农民开始种植番薯(即外来的块茎)。饥馑结束了。其他地区也用番薯来解决其食品问题。数百万人的生命得救。三个世纪以来,中国贫民的食物并非水稻,而是番薯。
那个中国小孩是怎么得到他手里的番薯的呢?答案是哥伦布。科学家们将哥伦布看成是无意间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爆炸性生物交换的人。在他建立了东西两半球的联系之后,数以千种的动植物物种在大陆之间往来不绝。这是恐龙灭绝以来生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历史学家称其为“哥伦布大交换”,它就是为什么意大利有番茄、美国有橙子、爱尔兰有马铃薯、泰国有辣椒—以及中国有番薯的原因。
哥伦布大交换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英国人输掉了美国独立战争,为什么墨西哥城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国际化的城市,以及为什么数以百万不情不愿的非洲奴隶被运过了大西洋。事实上,这都与我这本书的主题—即哥伦布大交换—有关。
番薯,和另一种美洲迁入物种玉米一样,的确帮助中国走出了灾荒。但是它们也引发了另一次灾难。传统的中国农业主要关注水稻,这种作物必须在湿润的河谷地带才能生长。番薯和玉米可以在中国干旱的高地上生长。成群结队的农民走出去,砍掉了这些高地上的森林。结果就是灾难性的水土流失。淤泥填塞了长江和黄河,引发了导致数以百万人丧生的大洪水。一位中国科学家告诉我,这就像一场接一场的卡特里娜飓风(Katrina,2005年袭击美国的飓风,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飓风)。受自然灾害困扰的中国在争夺全球霸权的竞赛中落在了后面。
所有这些历史都被包含在这个男孩和他手里的番薯中,尽管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对他来说,那只是一块点心而已。当我掏出照相机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不信任的眼光翻了个白眼。但是我拍下的是关于数个世纪全球混乱情景的照片。小男孩噘起了嘴;我按下了快门。
美学者:哥伦布大交换夺去了西半球3/4人的生命
哥伦布——美洲原住民的灾难,他为美洲带来了什么?
被命名为伊莎贝拉镇的定居点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北部,这个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岛就是今天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它是欧洲人在美洲大陆尝试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据点。
今天几乎没人知道伊莎贝拉镇。类似被遗忘的命运有时也会落在小镇创建者的头上。当然,历史教科书绝对没有遗漏哥伦布的名字,但在书中他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那样令人钦佩。今天的评论家形容他是一个残酷且被蒙骗了的人,是运气让他发现了加勒比海。作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代理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是美洲原住民的灾难。不过当代还有另一派观点,认为海洋舰队司令依然值得我们关注。在这个星球上穿行的芸芸众生中,唯有哥伦布一个人开创了生命史的新时代。
尽管存在时间很短,伊莎贝拉却标志着一个巨大变革的到来:这就是加勒比海地区现代景观的形成。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并不是独自航行,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群昆虫、植物、哺乳动物和微生物。从建立伊莎贝拉镇开始,欧洲的远征队就带来了牛、羊、马以及甘蔗(原产于新几内亚)、小麦(来自中东)、大蕉(来自非洲)和咖啡(同样来自非洲)等作物。同样重要的是,还有一些生物在殖民者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也搭上了便车。蚯蚓、蚊子、蟑螂、蜜蜂、蒲公英以及非洲的草类和各种各样的老鼠像心急的游客一样,从哥伦布和随行船只的船舱里蜂拥而出,闯入从未出现过它们同类的新大陆。
美洲的植被在牛羊扁平的臼齿间被磨碎,这使得当地的灌木和树木都难以再生长。也许是夹在奴隶船的草垫床里来的非洲草类在牛羊蹄下发芽;它们在大地上繁密生长,丝毫不给本土植物留出喘息空间。(外来草类比加勒比地区的本土地表植物更能适应放牧,因为它们从叶基部开始生长,而不像其他种类先长叶端部。本土草类的生长区域在放牧中被牲畜消耗掉了,但非洲草类却不会受太大影响。)年复一年,加勒比地区的棕榈林、桃花心木林和木棉树林变成了澳洲金合欢林、埃塞俄比亚灌木林和中美洲苏木林。来自印度的猫鼬在树下四窜,将多米尼加的蛇捕杀至灭绝。直到今天,变化还在发生。从西班牙引入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柑橘树,近来遭到黄绿色燕尾蝶的侵害,这种危害柑橘树的虫类很可能是2004年从东南亚进入这里的。如今,伊斯帕尼奥拉岛只保留下一小部分其最初的原始森林了。
本土生物与外来物种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互动,这打乱了当地的生物秩序。哈佛大学的昆虫学家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提出,西班牙殖民者1516年引入非洲芭蕉时,也带来了介壳虫,这种外壳坚硬并分泌出蜡质包被的小昆虫会从植物的根、茎中吸食汁液。非洲已经发现了十几种危害香蕉植株的介壳虫。而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威尔逊称,这些昆虫没有天敌,因此它们的数量呈爆炸的态势猛增,这是一种被科学家称为“生态释放”(ecological release)的现象。介壳虫的泛滥让岛上的欧洲蕉农惶恐不安,但却让另一种本土动物—热带红火蚁(Solenopsis geminata)喜出望外。红火蚁喜欢吃介壳虫带糖分的排泄物;为了确保食物,它们会攻击一切妨碍它们的东西。介壳虫的激增必然会引发红火蚁的大幅增加。
这些还只是基于材料的推论,但1518年和1519年发生的却不仅仅是猜想。传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亲身经历了当年的那场灾难,据他记载,西班牙柑橘树、石榴树和肉桂的种植园都被“连根”毁灭了。成千上万英亩的果园“完全被烧焦、烤干,仿佛有火焰从天而降、烧毁了它们”。威尔逊认为,真正的罪魁是吸食植物汁液的介壳虫。但西班牙人只看到了红火蚁—“数之不尽的蚂蚁”,拉斯卡萨斯写道,它们的蜇咬要比“黄蜂叮人还要痛”。成群的蚂蚁向房屋涌来,把屋顶都盖黑了,“仿佛撒了一层木炭粉”,地上密密麻麻爬满了蚂蚁,殖民者必须将床腿泡在盛着水的碗里才能睡觉。它们“势不可当,无论用什么方法、靠什么人为手段”。
精疲力竭、胆战心惊的西班牙人把家留给了昆虫。一位目击者回忆说,圣多明各变得“人烟稀少”。在一场庄严的仪式中,幸存的殖民者通过抽签的方式,选择了一位圣人代表他们向上帝求情—被选中的是公元3世纪的殉道者圣萨图尔纽斯(St. Saturninus)。他们为圣萨图尔纽斯举行了纪念游行和宴会。收效还不错。“从那天起,”拉斯卡萨斯写道,“一眼看去,灾难已经开始减轻了。”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哥伦布大交换”影响最深的还是人类本身。西班牙的文献显示,伊斯帕尼奥拉岛曾经拥有数量庞大的原住民人口,举例来说,哥伦布曾随口描述泰诺人“数不胜数,我相信他们有好几百万人”。拉斯卡萨斯则认为人口应该“超过了300万”。现代研究者仍然没有得到确切数字,估计在6万到800万之间。2003年一项缜密的研究称,真正的数字应该是“几十万”。然而,无论原始数字是多少,欧洲人造成的影响都是相当可怕的。1514年,在科隆初航22年后,西班牙政府为了将印第安人作为劳力分配给殖民者,对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印第安人进行了统计。人口普查执行官深入到全岛各处,却只找到了26 000名泰诺人。34年后,据一位受过教育的西班牙裔居民记载,只有不到500名泰诺人还活着。对泰诺族群的破坏让圣多明各陷入了贫困。殖民者摧毁了他们自己的劳动力。
西班牙人的暴行是导致灾难的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哥伦布大交换”。在哥伦布到来之前,欧洲和亚洲常见的流行病从未在美洲大陆上存在过。引发天花、流感、肝炎、麻疹、脑炎和病毒性肺炎的病毒;引发肺结核、白喉、霍乱、斑疹伤寒、猩红热和细菌性脑膜炎的细菌—生物进化史的不同让西半球对这些一无所知。这些疾病从欧洲跨洋而来,以惊人的速度削减了伊斯帕尼奥拉岛原住民的人口数量。第一起有记载的流行病发生在1493年,可能是猪流感导致的。令人惊恐的是,天花也于1518年传入。它扩散到墨西哥,席卷中美洲,继而入侵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其他一系列疾病紧随其后。
16、17世纪,新的微生物在美洲各地扩散,从一个受害者跳到另一个身上,夺去了西半球四分之三甚至更多人的生命。就像是过去1 000年在欧亚大陆因疾病而造成的痛苦,浓缩到了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人口灾难。最新研究暗示,泰诺人从地球上消失了,但他们的DNA可能延续了下来,无形地保存在带有非洲或欧洲人特征的多米尼加人身上,来自不同大洲的遗传基因互相缠绕,将“哥伦布大交换”的遗产编入基因代码之中。
书评
曼恩考察了哥伦布到来前的南北美洲,为世界史添了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我是查尔斯·曼恩前一部作品《1491》的忠实粉丝,在该书中他为我们彻底地考察了哥伦布到来前的南北美洲。该书的研究十分详尽,写作手法非常精妙,这使得该书读起来毫不枯燥。
在后续作品《1493》中,曼恩达到了一个新的、真正全球化的层次。在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的作者,我可以自豪地说他也是一个楠塔基特人]开创性作品的基础上,曼恩完全写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故事:一个曾经由数个独立大陆构成的行星是如何快速变成一个单一、“全球化”的实体的。
曼恩不仅仅与无数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交流,还访问了他所写到的地方,因此当我们跟着曼恩从世界的这个偏远角落到另一个去的时候,这本书会给我们带来广泛到不可思议的、亲临其境的感受。并且,这部作品一如既往的精彩。在讲述西班牙和中国文化是如何在16世纪的菲律宾群岛发生碰撞的未必确实的故事时,他将我们带到了民都洛岛,这座岛屿的“南部海岸线由许多小海湾构成,它们一个挨着一个,就像苹果上的牙印”。
我们知道了疟疾、马铃薯、烟草、鸟粪石、橡胶树和甘蔗的传播是如何扰乱并震撼了这颗行星,并将继续这样影响下去,直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或者至少是接近一体化的地球上为止。当然,无论那些促成这些重大改变的人类策动者是否在500多年的这一进程中幸存下来,曼恩都在这一部里程碑、启示录式的书中提出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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