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5月，北京的形势已经如箭在弦，例如先后出现了几次10万人以上的大游行，参加者不单是学生，还有北京的市民，甚至党政机构的人士。5月13日，学生更因为得不到来自官方的满意答覆，开始绝食。本来，在这过程中，官方曾与学生代表对话，应可缓和紧张的形势，至少可以稍为拉近距离。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对话的效果不佳，反而形成更大的裂痕。20年后的今天再作反思，确有不少值得记取的教训。
总结这一段期间，大致可以用3句话来归纳官方的做法，就是：
不惯聆听、不屑对话、不善沟通。
正因为这3个「不」，令形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先谈第一个「不惯聆听」。中国无论在昔日封建王朝，还是在今日21世纪，领导层也不惯聆听老百姓的不同声音。早在胡耀邦举殡的时候，曾有学生举覑请愿信，跪在人民大会堂的石阶前，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等7项要求，但一直无人理会。当时官方的做法已被评为「麻木」和「不近人情」、「不懂民情」。
本来在4月25日，学生有一次与北京市政府首次对话的机会，后来却流产了。踏入5月，学生和北京群众有好几次大游行，发出各种声音，但也是不得要领。例如5月2日，北京学生组成「对话代表团」，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12项要求，同样是没有回音，就像对覑牆壁说话一样，只听到自己的回声。5月4日，学生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要求民主，并要求与官方对话，也是无功而回。
胡启立与记者对话效果不错
据笔者所知，当时官方与学生之间不是没有沟通渠道的，我自己也曾经把学生代表与统战部长阎明复联繫起来(因为这是正常和正确的对口渠道之一)，让他们对话。但很可惜，当时主张对话的赵紫阳却遭到其他高层成员的反对，认为这会「损害党的威信」。后来，我们这些希望缓和形势、增加沟通的做法，更被事后掌权的官方视为「参与动乱」，更被视为「赵派」。
其实，聆听不一定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增加相互了解，创造缓和气氛。在此期间，北京的新闻工作者也要求有更大的新闻自由空间，当时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亲往聆听，并与记者对话，当时我也在场。胡启立虽然不能马上解决问题，但在场人士感到他愿意听听大家吐心声，效果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惜，胡在「六四」之后也因为被指支持赵紫阳而遭撤换。
造成这种「不惯聆听」的原因，主要是那种「不屑对话」的心态。中国由古至今，执政者多有王权思想，认为自己在上，万民在下。蚁民要求与领导对话，就是挑战权威，提出相反的意见，就是大逆不道，甚至以下犯上，僭越权位。所以，中国执政者历来甚少接请愿信，也不敢面对示威群众。江泽民有一次访问新西兰，在返回酒店途中遇上示威群众，还被群众堵塞返回酒店的街角。江泽民后来要求新西兰警方把示威群众赶出他的视线范围外，才返回酒店。李鹏有一次在西德访问，知道下一个参观点有群众向他示威，更是取消行程，以示「对抗议的抗议」。
高官认为「学生背后有黑手」
在20年前5月的北京，最能反映这种「不屑对话」心态的事例，就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原定在5月3日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但他后来认为学生自己成立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是非法组织，于是拒绝对话。中国的政治文化最讲求规格、地位，倘若要高高在上的领导人纡尊降贵，确非易事，所以也令学生和群众更为反感。
在「不屑对话」的心态驱使下，儘管其后形势迫使中共高层与学生进行一些对话，但又犯了「不善沟通」的毛病。其中，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和袁木等人曾先后与学生代表对话，但都无功而退。
究其原因，主要因为高官们认为「学生背后有黑手」，对话只是为了教育(实质变成教训)学生，不要再被人利用。有一次，学生代表吾尔开希欲表示异议，却被禁止发言，于是离席抗议。至5月18日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更闹得不欢而散。
当然，如今回顾学生那时候的策略，也有不成熟的地方，大有改善的空间。例如他们一往无前地提出多项要求，当遇到阻滞时并没有次选方桉，因而陷于死结。但学生毕竟不是革命家，也没有太多社会活动和组织的经验，有些行动欠缺弹性，也不能苛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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