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我们从地理学视角来解答这一哲学问题。基于南京大学毕业生的研究发现，“你从哪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你要到哪去”。出生地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空间资本指标。
摘要：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决定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资源，作为人才储备的大学毕业生是人口流动最活跃的群体，他们的迁移目的地选择直接影响着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本文创新地将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引入传统人口流动研究中，基于
514份来自南京14所高校的毕业生
调查问卷，从微观层面剖析毕业生对于“去留南京”这一行为的主观认知（subjective perception）是如何受到其客观个体属性影响，又是如何进而影响他们的迁移行为意向。研究结果发现，个体属性尤其是生源地这一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毕业生的主观认知（包括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进而造成来自发达地区的毕业生不愿留南京而来自欠发达地区毕业生迁移意愿不明显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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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对人才的争夺之战已日益白热化，近来以二线城市为主包括南京、杭州、长沙、成都、西安等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高校毕业生的人才吸引政策。在城镇化“上半场”，地方政府偏重于城市物质空间建设，即“建城”，近年来城镇化转入“下半场”，开始以人为本的生产、生活软性空间建设，即“建市”。
各地陆续出台的人才吸引措施已表明地方主政者对于城市竞争力内涵理解的转变。然而目前关于大学毕业生流动的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宏观空间特征描述，缺乏微观层面对个体行为的剖析，更加缺乏对流动主体主观认知的了解。尤其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工作或单纯的经济因素并不是他们流动的唯一甚至首要目的，这使得基于理性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原则来解释其流动选择极有可能失效。
为此我们引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来探究客观个体因素如何塑造了不同的主观认知，进而影响迁移意向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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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数据
计划行为理论
（图1）认为人的行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受三个方面影响：
1）态度（attitude），即个人对此行为结果的认知和对这些结果的评估；
2）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即个人对于是否施行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及对该压力的顺从程度；
3）行为控制认知（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即对于影响此行为的资源与障碍的认知。
图1 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应用于解释毕业生“去留南京”行为意向：
1）态度即为：你觉得留南京好不好，哪里好，哪里不好？这些好和不好对你来说重不重要？
2）主观规范：哪些人会对于你留不留南京施加影响？这些影响对你大不大？
3）行为控制认知：你觉得你能不能留下来？你有什么优势或劣势？这些优势和劣势有多大？
我们基于此理论，在南京开展了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基于514份问卷，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图2）来解析客观个体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大学排名、专业和区域变量）是如何通过影响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进而影响了 “去”、“留”南京的行为意向。
图2 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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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主观认知有着非常大的解释力，可用以窥探潜在迁移行为的认知基础。
正面态度（attitude），尤其是对南京适中的生活节奏的偏爱显著增加“留南京”倾向。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中，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止直接影响着行为意向，还间接地通过强化样本自身的态度来影响迁移行为。
父母对于子女迁移行为强有力的影响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调研中，我们发现被访者并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父母的意见，而有很多主动选择“父母在不远游”。
同时，作为青年的大学毕业生也有着很强的趋同心理，朋友的迁移行为也是他们的重要参考。行为控制认知（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中，很意外地，“能否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这一因素并不显著，而“是否能买得起房价”被视为是否“留南京”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不同于大多人口流动的研究结论，此研究中人口统计变量（年龄、性别）和人力资本变量（学历、大学排名、专业）的作用都非常有限。
而生源地这一属性（“你来自哪”）通过主观认知的塑造，对去留南京（“你要去哪”）的影响格外突出。南京本地生源的毕业生对于留南京有着更正向的态度，也收到了积极的支持，他们在本地有着极大优势资源，而且选择在南京上大学也已经表现出他们对南京极强的依附性。
外地人中，生源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引起了去留意愿的分化。
来自发达地区（一线城市、苏南、浙江、广东等地）的毕业生不愿留南京，他们大多倾向于回到较南京更为发达的“家乡”；而来自欠发达地区毕业生对于去留南京模棱两可，但他们大多明确表示不会考虑回到欠发达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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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人力资本让步于空间属性对迁移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你从哪来”已成为一种空间资本指标，出生在一线、二线、三线、十八线的背后是户籍、房产价值、社会资本的巨大差异。那些生儿优势的则更想回到优势空间里，将优势空间资本兑换为个人/家庭的经济、社会资本。而生儿劣势的更加谨慎选择，希望借助个人努力跻身优势资本空间，为下一代创造与生俱来的空间资本优势。
出生地的客观属性无法改变，而主观认知则是引才政策可影响的部分。
其中“父母在不远游”的主观认知较为强烈，某种程度上牵制了人才流动。这种认知的形成，除了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还有对原生家庭经济（买房）、劳力（带娃）的依赖，及照顾老年父母的实际需要。
作为促进人才流动以达最优配置的政策，则需做到使人才“游必有方”，这里的“方”不止代表明确的去处，而是要有配套服务设施及政策来保障与原生家庭分离的可行性。例如，完善0-3岁儿童照料服务体系，改变儿童照料对家庭特别是祖辈的重度依赖；
另外促进老年人的赡养由家庭向社会的转化，其不止包括设立养老服务机构，更需完善劳动、医疗、保险等一系列保障体系。
另外，住房的可负担性已成为人才流动时考虑的首要因素，也是目前引才政策的发力点。
然而，政府主导的人才公寓和公租房的建设杯水车薪，可考虑激活企业和市场力量提供专业化的租赁服务，政府对其进行监管和调控，并采取租金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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