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兴替，是理解贸易政策选择的永恒逻辑。多边自由贸易，而非歧视性的特惠贸易协议，才是实现自由贸易的正确道路。
霸权的一个体现是制定经济规则，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能力。历史经验显示，后起大国大多是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壮大的，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执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当其霸权地位受到新兴大国威胁时，往往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状态。这种政策的转换，大多发生在经济危机或者是战争时期。自由化的国家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其经济实力往往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而原先实行保护政策的国家，受到的冲击则较小，并且可以趁机取得世界霸权地位。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英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后转向保护主义，在大萧条期间更为明显。美国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追赶”过程中，一直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后开始选择了自由贸易政策。随着德国、日本、中国的崛起，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开始兴盛，主张对贸易伙伴进行制裁。石油危机后，分别对日本和德国等国发动贸易战。08年金融危机后，又是对中国的贸易战。巴格沃蒂说，美国并不是不在意贸易规则的不对称，而是不在意比自己弱很多的贸易对手。当这些伙伴国不断壮大，不对等的规则就开始是个问题了。
李嘉图错在哪里？
自由贸易的好处最先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就有体现，其好处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率的提升。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完整地阐述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在李嘉图的模型里，价格机制可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使得自由贸易可以产生等价于“技术进步”的结果。在李嘉图的古典世界里，自然条件决定了英国适合专业化生产羊毛，葡萄牙适合专业化生产红酒，二者自由贸易，都能获得福利的改进。这就是全局最优的均衡，而且是唯一的。所以，贸易是双赢的，两国不会有冲突。
但是，现实中贸易冲突的常态化一直激励着理论界去解释古典贸易理论的欠缺之处。后古典时代，工业和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比较优势的获得也不再局限于先天的资源禀赋，而是依赖于后天习得的专业知识、技术创新，或者是规模壁垒。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那么，如何使得本国经济从次优均衡向最优均衡移动，就成了每个国家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一个国家福利水平大小的有两个因素：“蛋糕”的大小和所占的份额。所以，国与国之间既相互依赖（为了把蛋糕做大），又彼此冲突（更高的份额）。对A国的最优均衡，对B国来说，很可能就是次优均衡。国际贸易，是互惠的，还是一方获益、另一方受损，取决于贸易伙伴。戈莫里和鲍莫尔在《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阐述了贸易从共赢到冲突的动态变化的逻辑。在两国模型中，当一国所占份额超过70%，而另一国所占份额不足30%的时候，贸易大国降低份额，将有助于把蛋糕做大。即使其分得的份额较小，总福利仍然是改善的，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所以是互利的。但是当一国所占份额处在30%-70之间的时候，贸易伙伴之间就会发生冲突。现实中，数字不一定如模型中这么精确，但其本质含义是，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从互惠变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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