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围绕纷纷扰扰的中国国企和民企的所有制争端，先后有中国副总理刘鹤、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面定调，内容涵盖对国企民企“两个毫不动摇”和“一视同仁”。10月15日，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参加国际会议期间，对中国国企更是使用了“竞争中性”。易纲在国际场合这一最新表述，释放了什么中国国企改革信号？
10月15日，易纲在 2018 年 G30 国际银行业研讨会的发言时提出，“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
10 月16日，中国国资委发言人则回应提问称，“我们也提倡‘所有制中立’，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规则，反对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给予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
而此前的9月17日，欧洲顶级智库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 Bruegel ）与中国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CCIEE ）在布鲁塞尔联合主办“中欧美经贸关系”研讨会，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发言中提起，“中国在 1990 年代中期起就搞了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这一点很类似于 OECD 对国有企业的所谓‘竞争中性’的若干准则，他们叫做 Competitive Neutrality 。”
周小川一直未离开中国政坛（图源：新华社）
两任中国央行行长先后使用同一“竞争中性”原则在国际场合公开表态，这已经为下一步中国国企改革指出了“门径”。不唯如此，“竞争中性”还将中国的所有制政策从“两个毫不动摇”和“一视同仁”的抽象表达加以具体化。
2011年开始，OECD发表一系列报告推广“竞争中性”原则，并给出了更具体的界定。OECD 提出了竞争中性原则的八个“构件”，其内容大致涵盖四个方面。
即为避免对国企过度补贴，国企的商业活动与公共服务、公共政策职能应当尽可能分开；在税收、监管、政府采购等方面平等对待国企和其他企业；在国企债务融资方面，保证国企不受益于国家的显性或隐性担保；在国企股权融资方面，国家作为股东要求国企提供与市场投资回报率相当的国有资本回报率，否则就被视为对国企不当补贴。
对于这一进展中的中国国企改革中产生的所有制争端，日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智囊陈清泰撰文称，“‘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的争议一波有一波，这是个伪命题，国家追求的是所有资本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把经济总量做得最大，而不是‘谁进’或‘谁退’。各类资本都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资源，都应有公平的权利、受公平的保护。”
在陈清泰看来，中国涉所有制争论的焦点是竞争的公平性。人为地认定各类所有制成分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和由哪种所有制成分保持“控制地位”，并通过差异化政策来保障实现，这违背了公平与效率原则。除少数极特殊领域外，各类企业所占比重应当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能将人为规定的占比放到超越经济发展的高度，不惜扭曲市场、降低效率，刻意实现。
目前，中国境内每个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的头上都贴上了“所有制标签”，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中国国有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在体制内进行交易，跨所有制的人才、技术、商品以及产权等生产要素流动都遇到了非经济因素的阻扰，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
陈清泰认为，消除所有制鸿沟对各类所有制企业都是一次解放。90年代初“姓资姓社”问题的突破，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增长潜力。今天，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时期，特别需要释放亿万民众求富创业的内在动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为中国奔向高收入国家奠定基础。
当然，中美贸易战之际，周小川和易纲在国际场合谈及国企改革“竞争中性”，有回应国际期待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更多的还是着眼于中国的国内改革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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