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中国电影导演张艺谋1988年的处女作电影《红高粱》，时隔30年后重映了。虽然经典的老电影经过修复重映，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次修复《红高粱》2K高清版本花费了上百万（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重映票房仅仅18万。回本盈利颇有难度的《红高粱》，时隔30年，为什么会重映？
30年前，在那个票价只有几毛钱的时代，《红高粱》取得了4,000万的票房。那是中国空前开放的80年代，这部神奇的作品冲破计划经济体制而生，呼应了那个年代渴望精神娱乐的人们的心声，当时片中插曲，中国大陆著名演员姜文男性荷尔蒙的呐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在大街小巷的传唱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各种神曲。
女星巩俐在《红高粱》中饰演主角九儿（图源：VCG）
1988年，《红高粱》“救急”作为替补进入了柏林电影节，初出茅庐的张艺谋临危受命却拿下了最佳影片金熊奖，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位斩获A类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导演。在这样的舆论中，张艺谋曾自信满满地表示，《红高粱》具有传奇色彩，故事是很多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而且画面美、节奏快、有声有色，符合年轻人审美，上映后票房一定很可观。“预言帝”张艺谋说准了，《红高粱》不仅未映先热，上映时还轰动一时。
《红高粱》的火热和如今现象级影片《我不是药神》如此类似。《红高粱》在内容上冲破了原有的禁忌。当时抨击《红高粱》的大多为年纪大一点的人，比如五六十岁左右的教授。他们认为《红高粱》迎合了某些观众低级趣味，比如影片中剥人皮、往酒缸里撒尿、男女在高粱地“野合”等低俗场景。
更有一部分人称《红高粱》是反动电影，是诋毁中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电影里“剥皮”情节丑化了中国民众。当时的北京《中国电影报》成为批判大本营，不断有文章批评《红高粱》丑化中国人，媚俗外国人。
最终，官方代表中国国家电影局并没有追究此事，1988年济南军区《前卫报》一篇声援《红高粱》文章提到，如果说《红高粱》表现了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与野性，有失自尊。那么，鲁迅的《阿Q正传》该不该算毒草呢？
鲁迅研究者、作家王得后形容这种现象说，中国人不大肯改革，一间黑屋子要开个窗户是不容易得到通过的，只要有人说要掀掉屋项，这才大家战战兢兢议论一通，同意开窗户了。
《我不是药神》的“天价药”话题触动了某些群体的敏感神经，一度传闻会被禁映，但年轻观影人群支持度不减反增。三十年前的情况也是如此，支持电影、推动变革的先锋总是年轻人。
1988年《电影评介》杂志《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文章总结，《红高粱》的成功在于它回应了时代主题。从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一年来的社会生活变化急剧，思想落差甚大，这样一个时代理应成为电影创作的主要内容。
神秘的中国符号，第五代导演的风格十分鲜明，从背景的民乐，到传统的婚嫁习俗，再到独特的黄土地文化，很难说是否是迎合，至少在结果上确实满足了开放初期西方对东方的好奇心。从“破四旧”的大破坏，张艺谋很好的捡起了“传统牌”，红高粱地的日出和月色都美的不像话，抽象的东方美在一首“好酒”的民谣里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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