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执政数据和纷杂项目的衬托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最新一份年度《施政报告》中提出了更多令这座城市市民幻想的未来执政计划，但几乎没有回应香港民众要求更多城市改革和更针砭时弊地解决现实社情问题的呼声。这位女性特首的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让观察者们有感，活在香港，就像活在平行时空。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早前发表了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但香港市民却给了这份报告整体负面的舆情反馈（图源：新华社）
尽管如旧有建制人士热切地高度盛赞，但长期专注香港社情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反馈，报告文本中，这份6万字的《施政报告》仅获香港民众48.5分的评分，成为了九七之后的《施政报告》里第二低评分。面对于此，林郑月娥在回应中，从容地指出了“评分低”源于“措施多、争议多”，并解释“世上并无完美方案”，可不少论者却批评问题在于“诸多小恩小惠，未及深层矛盾”。
时至今日，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香港官商人士们，仍在以“狮子山下”的阶级流动精神，勉励这个前殖民地的民众们乘风破浪、再创辉煌，但这种紧抱上个世纪成功故事的信念，却无人想过，它如今正成为令年轻世代无法帆尽高张的牢笼。当香港政府高举“置业主导”方针，打算圆香港人的居住之梦，更开始直言不讳地表达相对离岛大规模填海的取味之时，林郑月娥又可曾知道，香港人伤痛的，到底是离岛水下的那些白海豚？还是他们永无天日地为缩身之屋终身节衣减食？
香港人的“砖头情结”
中国的社会文化里，一直留存着所谓“砖头情结”的置业意识，更何况香港这个典型的中国人城市。故在与一众男性对手竞选特首之初，林郑月娥留给人们最鲜明的政纲之一，便是她早已敲定了以置业为主导的香港房屋政策，想借此让这座城市的人们更轻松置业。
林郑月娥对于“置业安居”的政治执念，或许可以源于她的成长经历，这位出身平凡的女性过往已多次强调自己出身基层，一家七口与20多人合住一栋狭窄屋内，这样的窘境直到1978年家庭购置新屋才算结束，对于家庭首次置业时的兴奋，林郑似乎从来不吝于在公众面前表达，更以此勉励香港人努力奋进。
然而，这种典型“狮子山下”发生的故事，在如今看来，复刻的可能性已不如当年铿锵有力，除了再没有如往昔般向上流动的社会管道，更关键是，香港人最终意识到了置业观念背后那些地产操盘的灰暗地带，逐渐体验着置业梦的破碎。
《香港地产业百年》一书中记载了在上世纪香港的战后初期，以工人阶层为主的香港人其实原本并无强烈置业观念，故房地产的买卖行径在彼时并不普遍，甚至是只属于少数权贵的交易项目。但这种情况到了1954年，由本地知名商人霍英东引入英美等国家兴起的“楼宇借贷”及“业权抵押”，遂逐渐开始改变了香港人的置业需求和理念，渐渐造就地产行业的兴旺。到了经济盛起的1980年代，香港人的住宅购买能力普遍增长，楼价飙升衍生出的住房投资价值成就了无数的个人财富神话，连时任港督麦理浩（MacLehose）也要把以往由公共住屋所主导的房屋政策改以置业主导，因此，这一时期大量资助房屋开始兴建，及后香港政府更推出了一些列鼓励自力更生的购房贷款优惠计划，激发了香港人在商业地产市场的投入热情，这样的置业导向和政策形态一直延续至今。
但香港地产行业的两位观察者，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的教授李健正和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的教授叶毅明却认为，香港历史上的房屋政策的最大隐患，恰恰在于它给了楼市错误幻想来强化房屋的“交换价值”多于“使用价值”，这最终导致了香港无数置业者的财政负担远超租住者高，并长久以来必须依靠巨额借贷应付购房行为，事实上，香港的几度经济不景，中产阶层的无力供款，已经对这里的金融市场造成过太多次深重打击。
尽管目前的利率上升、经济放缓和人民币贬值，似乎开始有些冷却香港的住房市场，这个中国特别行政区的楼市一直是世界上最难负担的（图源：VCG）
借用香港经济学者邹崇铭的描述，香港长久以来的置业政策，其实已经为这座城市打造出了“一条只准向上爬的不归路”，这最终只会令香港人不断朝向物业的交换价值以至商品化的方向迈进，意欲前进的难免跌入交换价值的漩涡中，无欲或无能力前进的，则仿佛会在这城市阶梯上被不断抛离，这其中造成的社会差距可想而知，现在，香港人全员都自愿或被迫地参与到了这个所谓的“地产霸权”游戏中了。
犹记得，香港的城市当局曾于1999年进行了一项“住屋意愿统计调查”，结果显示了那个时候有66.6%的香港人拥有未来十年内购买楼宇自住的意向，时任香港房屋局局长的黄星华当时曾表示，香港当局鼓励自置房屋的用意，是为了让香港人的经济相对更有保障。但至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一项自置居所调查，却显示了虽然仍有六成香港人认为自置物业很重要，可个中数据已经开始显露出了香港人对购买物业已非往日一面倒盲目乐观的迹象。现在的社会探讨，已经在既不认为这是安居乐业的必然保证，也不再视其为中产身份的象征，且更可能有一定的投资风险，并不一定是最佳投资工具的居中区间里找了更广泛共识。
不过，林郑月娥和她的现届政府似乎并不在意这种“置业等同置香港人于险境”的说法，亦未认清当前香港房地产的“交换价值”远超“使用价值”的问题所在，甚至在香港楼市泡沫风险位列全球最高的现下，在香港人置业购买力指数已经恶化至74%的高危红线的时候，仍然死抱上一代香港人深信的“置业等同致富”的经验，继续推进“置业主导”的旧日制式政策，这难道是要鼓励年轻一代香港人也步上“终身楼奴”的后尘吗？
时代不同了，矛盾却深化了
香港房地产的畸形扭曲背后所映射的致命问题，正是香港由来已久的一批管治精英到今似乎仍未掌握香港城市问题的深层次病灶，亦从不愿直面香港一直处于被“官商共治”的灰色状态、形成具“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奈现实。
在大英帝国的殖民时代之初，香港的殖民地当局领导人港督就已与汇丰、怡和及太古等老牌洋行的利益瓜葛千丝万缕，这种金字塔尖上的权钱捆绑，完全主宰了那个年代的香港政治、社会和经济脉络，更直接催生了管治精英对社会普罗大众乃至弱势群体的歧视基因。到了上世纪中后期，借助城市的结构转型及经济腾飞之际，香港人终于等到了跨越阶层、向上流动的成功机遇，以房地产业发迹的港商势力在那时逐步崛起，甚至最终逐步取代了英资的商业地位，但这种商圈洗牌，却也令官商共治在香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至九七之后，相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式执政文化，香港人更倾向维持原有的港英体制，而该体制所遗留下的官商共治，却也因此再受巩固，并继续深化成了一个导致香港民生问题愈趋严重、贫富差距持续恶化的灰暗利益共同体。
这之中，当属房屋问题尤为水深火热。在拥有着80万个公共出租房屋、40万个资助房屋和16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香港，虽然前述这些合共有着280万个单位空间的住宅成品，却仍旧无法合理分配给260万户香港家庭，这导致了如一些调研数据所显示的：目前有28万户仍在苦候出租公屋，21万人甚至要蜗居于一种被称作“㓥房”的逼仄隔断房之内，而私人楼价指数连升28个月上涨后，才仅仅在2018年8月轻微下跌，只是这时，香港楼房已是天价。
香港的公寓普遍狭小逼仄，但这里的房价收入比却是全球最高的，这很多年轻人几乎根本无力负担（图源：VCG）
一场“土地大辩论”落幕之后，林郑月娥现在却没有在自己的新一份《施政报告》中借鉴到任何辩论得来的纾缓住房措施。官方名称为“土地共享先导计划”的公私营合作开发农地，现在看来也越来越难以释除“官商勾结”的公众质疑。在目前尚有大量城市土地未被规划的情况下，香港政府却急于表达重金大规模填海的政策取态，这自然会引来更多发问：最快也要到2032年才有第一批单位落成的“明日大屿”方案，又怎能救这眼前的居住窘迫近火？单凭那些数量寥寥的、竟然让民间团体主导的“过渡性房屋”，又怎能以杯水救车薪？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曾经指出，香港政府房策的最大错误在于左摇右摆，“未能把公营和私营房屋的人口比例拿捏得准”，打破公、私房屋原本各占香港人口一半的动态平衡。正如九七后首位特首董建华，在其执政年代所倡导的“八万五建屋计划”及“租置计划”那般，这最终导致了入住公营房屋的香港人口在那时激增，亦相对减低了部分公屋居民购买私人地产的消费意愿。后来到了曾荫权执政时代，香港政府不但选择了停建及停售居屋，更减少兴建出租公屋的数量，令公私营房屋所占人口比例出现了急速逆转。而如今，林郑月娥政府若进一步以行政手段，压缩出租公屋的兴建量，也只会深化香港各类型房屋人口比例的进一步失衡。
现今的香港，时代不同了，狮子山精神也变了，年轻世代香港人努力的方式、追求的目标、以及成功的定义，都已和前辈人不尽相同。香港年轻人几乎从未达至过富贵逼人，也并“退化”成坐享其成的慵懒一代，在多元价值观的促进下，很多人更非要以买房购屋为终身目标，但人们仍在期盼能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开拓出能力所及的空间，凭借不懈的努力打拼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林郑月娥能给到这些“相对公平的环境”吗？
香港望不见的“施政公义”
伴随香港城市历史长大的香港人都曾知悉，如今的建制精英林郑月娥年轻时，也曾是个热衷投身社会运动，想追求更公义更仁爱的有志学子。在这名女性特首为其竞选而印刷的成长小册子中，记载了几十年前她投考政务主任时，彼时的考官李丽娟曾形容其“表现出色，有见地，对社会不公义有强烈感觉”的政治评价。而在林郑月娥正式出任特首之前，在接受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卜约翰（John Burns）的专访时，谈及自己因经典港剧《北斗星》（Social Worker）而立志服务大众，又自言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想帮助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
这一切都曾给香港的普罗大众以信任的逻辑，一名曾被不公制度剥削过的特首，必然会更深刻地理解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也会不甘于沦为城市官商利益共同体的一员，甚至在她仍有行政权力可以改变香港的时候，理应会更大胆摆脱那个饱受诟病的“积极不干预”自由经济教条，更勇敢打破已被扭曲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更责无旁贷地为香港回归施政公义——然而，观乎林郑月娥的两份《施政报告》，都只会令人大失所望。
一座形似狮头的高耸山峰，如今并不只是香港这座城市最自豪的一处风光，它还是每一代香港人都已有的一种精神寄托（图源：VCG）
麦理浩于1981年的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曾提到：香港的“社会安全网”，虽不算完整，但总算使更多不幸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医疗、教育、生活支持或庇护，并享有租金廉宜的公共房屋。这位前港督又指出，正因为有了“社会安全网”，在1974年至1975年间发生经济衰退，所谓“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明显没有在香港出现，这是香港得以走向盛隆的原因之一。
然而，几十年过去后，“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却在如今的香港随处可见，但面对剥削和压抑，那张没有跟得上城市变迁步伐的“社会安全网”，现时早已无法再为香港人提供基本保障，哪怕是一点点喘息的生存空间。
无可否认的是，港英时代麦理浩时期的“十年建屋计划”，为百多万底层的香港人提供了设备齐全、环境合理、价格相宜的安居之所，既稳定了民心，又安定了这个前殖民地多数时间下的社情，甚至提供了香港经济飞跃的一种间接动力。那么，在今天，如果香港政府还愿意回归“以公营主导”的房屋政策，仿效麦理浩时代的兴建出租公屋政策，那么，大部分香港人都可以合理的租金享有安身之所，大众就毋须为偿还供款而节衣缩食，亦不用为楼价升跌而承受赌博式心绪，更重要的，是可以为这城市释放出原本用作购房的庞大资金，它可能投入到创业、技术亦或是消费领域，这注定会从各方面提高城市运作的边际效益，变相为香港的经济市场注入了更多活力和动力——但这一切，都需要一场只能由香港政府来主导的“转型正义”，林郑月娥又可有魄力作出承担，令香港大众共享这个具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成果呢？
在2010年担任香港发展局局长时，林郑月娥曾引用中国历史上“乾隆皇帝与重臣纪晓岚”的对话向公众阐释她尽管认为世事不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的从政理念——但该对答其实出自中国古文《贞观政要》中的《许敬宗答唐太宗》。
文献典故中，古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帝王之一唐太宗曾问：“朕观群臣，惟有卿贤，犹有言卿之过者，何也？（翻译为：百官之中，你最贤能，但还是有人不断谈论你的过失，这是为何？）”辅佐这位唐朝君王的高级官员许敬宗则答：“臣闻，春雨如膏，滋长万物。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天尚且不尽如人意，何况臣乎……（翻译为：春雨贵如油，农夫因它滋润庄稼而喜爱它，行人却因它使道路变泥泞而嫌恶它……全能的上天尚且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何况我一个普通人呢？）”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名叫许敬宗的旧朝宰相，却以性格轻傲的从政特征，永久地被记录在了中国古书中，更位列后人所撰写的《奸臣传》榜首——他几千年前就给了如今跻身政治的人们以镜鉴。
现时，中国的政治强人习近平已经对共产党的官员强调了太多次“心无百姓莫为官”的从政准则。而作为早被既得利益紧紧捆绑的香港领导人，尽管林郑月娥执政背后的一些不能尽遂人愿或许可以得到理解，但既已担此政治责任，却责无旁贷地应与香港大众同行、同在。没有改变，何谈前行，现在的林郑月娥，就正停留在那个脱离现实的城市高空，虽口说“同行”，却让公众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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