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夫妻店，圈钱父子兵”，随着中共反腐运动的不断深入，家族式贪腐已成一种现象。北京时间10月15日，中国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姚迪明以涉嫌受贿遭到逮捕，中国官方对姚迪明“双开”通报提到，姚迪明“家教不严、家风不正”。同日，姚迪明的儿子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原副行长、党委委员姚蔚也被逮捕。
诸如周永康这样的大老虎级的家族腐在中共官场中并非个例（图源：VCG）
姚迪明与姚蔚的贪腐“父子档”在中共的反腐薄上并不起眼，在此之前，已经有更高级别的落马官员如周永康（正国级），苏荣（副国级）等均涉及家族史腐败。日前广受关注的国际刑警组织原主席、中国公安部原副部长孟宏伟被查案件也几乎可以认定涉及家族式腐败。10月8日，中国公安部针对孟宏伟案件特别召开的会议，借用孟案警告官员要“真正过好家庭关、亲情关”，这种表述可以认为间接指证孟宏伟妻子或子女或涉及贪腐。
尽管中共已经查处一些老虎级的家族式贪腐案，但这样的贪腐形式已经遍布中共官僚体系的各级官员，且成为真正考验中共的反腐手段。
下至厅官上至中央的“家族腐”
2013年，中国山西运城纪委前工作人员张彦假造身份在中国各地购买多处房产，并与其公公孙太平（运城市财政局原局长）为核心，在运城市有着极为庞大的家族势力，整个家族资产过亿，家族成员至少有15人在运城市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家人牟利既是某些官员腐败的基本动机之一，也是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的表现。而这样的“家族腐”不仅是中国官场的基层现象，在中共高层也屡见不鲜。
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被形容为“富可敌国”的周永康可谓是中共打虎史上颇为浓重的一笔。周永康长子周滨、妻子贾晓晔利用其影响力受贿近1.3亿，除此之外，其三弟周元青、侄子周锋等至少8人涉案。周永康大老虎的家族成员在中国各地控制几十家公司。
除了周永康，2014年6月，中国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被揪出全家14名家庭成员，从老到小、从男到女均因腐败获罪。
中共官方发布的“警示录”中说，苏荣案中，“可谓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苏荣在“忏悔录”中直接承认他自己是全家腐败的掌门人，家成了“权钱交易所”，他就是“所长”，他妻子是“收款员”。
除了已经被中共查处的有记录官员，有媒体报道中共的“家族腐”在高层可谓是触目惊心，有已经安然退去的中央级高层官员，在位者也有，而中共对这种棘手的腐败现象也颇为头疼。
法惩德治仍难釜底抽薪
外界认为，中共十八大后，中共对家族式腐败的出手从苏荣家族的巨贪被查出后就已有明显迹象。2015年初，中共官方在通报苏荣案件时，罕见的用了“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的字样，以及随后的《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出台都指向家族式腐败。
而事实上，针对家族式腐败，中共从1979年开始就有法律规定及政策涉及防止干部亲属官商利益关联内容，其中2010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文件，专门对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问题进行了规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也提醒家人“莫伸手”。
除了法惩，2015年4月，中共还用《重读抗战家书》的纪录片形式，传话中共党员注重家教家风。中共党媒喊话要把反腐管到“家”。201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纪委全会上表示“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然而，在法惩德治的防治体系之下，中国官场的“家族腐”仍是中共反腐的一大顽疾。就周永康、苏荣、令计划等一众高官的落马来说，似乎中共已然打破对家族式腐败的禁忌，但为何仍难釜底抽薪？一位在北京官场的人士表示，中国的官员家族腐败背后是权力的家族化，他们已经盘根错节的缠绕在中共官场的各个层级，如若小打小闹收效甚微，若是壮士断腕又恐元气大伤或引发不可控的政治危机。
因此，惩治家族式贪腐不仅是考验中共反腐决心，更是考验中共反腐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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