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宏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已被查）的妻子Grace Meng向国际社会亮出“刀”的符号让全球目光聚焦中国公安部之后，北京时间10月16日至17日，中国政法系统的四位最高领导人（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国公安部部长赵克志，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坐镇一场关于扫黑除恶的会议，发出“刀刃向内”“完善政法机关内部清理机制”的声音。
外界对中共政情的分析中，往往用“刀把子”来代指扮演对内维稳角色的中共公检法系统，有时候也特指代表维稳第一线的公安系统。有分析认为，中共的扫黑除恶浪潮进行到新的阶段倒逼中国公安系统的改革，也有认为中共改革涉入深水区，对积弊已久的公安系统动刀早在规划之中。
此番中共在扫黑除恶新阶段高声亮调“刀刃向内”，意欲将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形成其基层治理的两个结合面（图源：VCG）
早在2015年2月，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表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增大，过去那种单靠收入增长来满足民众获得感的状态已经不复存在。并且，在经济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治好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相对宽松的舆论空间，更加能满足民众需要。此番中共的对公安系统的整饬，或者更关系到这种目标。
维稳系统滥权造成的民心不稳
公安、法院、检察院作为中国政法系统的三大组织，其职责范围覆盖中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户籍管理、社会治安到司法公正，无不关涉基层民众最切身的生活感受。这也就使得公检系统对权力的运用成为基层民众对中国政府认同感最直观的判断来源。
2016年5月轰动中国一时的“雷洋案”（北京大学硕士雷洋被北京警方抓嫖娼时过度执法致死却对家属隐瞒真实死因），让整个中国民众拍案而起质疑中国警方的粗暴执法、践踏人权。
今年10月，中国陆续爆出崔永元举报上海警方与娱乐圈权钱交易，广州女律师遭当地派出所脱衣检查，湖南株洲市一小学教师因罚站当地派出所一副所长的女儿而遭当地派出所刑拘7小时。
诸如这样的社会事件在中国内地网络引起强烈的舆论发酵，从对崔永元压倒性的舆论支持，对广州派出所舆论逼问真相到要求严惩刑拘女教师的副所长，中国的网民不仅有“清除害群之马”的呼声，“在中国基层权利的滥用要比在城市中恶劣的多”的揭露，甚而夹杂“中国的公检系统就是最大的黑社会”的偏激言论。
在这些纷杂的舆论中，中国网民一方面是针对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表态，另一方面也是对没有得以曝光的权利滥用的控诉。
除了警民直接冲突带来的权利压迫，在中国开展的9个月扫黑风暴中，中国全国查出的上百起恶黑势力背后几乎都有“保护伞”的权利庇佑。
而早在中共开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前，黑恶势力与“保护伞”的关系已在中国山东聊城的一起讨债黑中介中显现出来。2016年4月，山东聊城于欢因被涉黑讨债中介非法逼债而闹出人命，从而牵出当地20余名政法机构人员为黑中介充当“保护伞”。
无论是公检权力的滥用带来的警民冲突还是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给基层民众带来的生活秩序混乱，中国公检系统的存在的法权问题在基层积弊已久。
中共的以“小”见“大”
中国基层民众对中国改革的“获得感”虽然来源于高层设计对切身生活环境的改善，但改革成效传导到基层与最初的顶层设计总存在着一种落差。
造成这种结果落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众的获得感来源出了问题。当最贴近基层的公权部门已然对民众形成一种压迫与剥夺，高层的政治改革成效是无法有效传递到基层的。
以中共十八大后，习王反腐（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国官场展开的大规模反腐败运动）风暴为例，中共大力度打掉诸如“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一众正副国级高级别官员，确实让中国民众耳目一新，为其拍手叫好，但时间长了，民众对中共的“打虎”丧失了新鲜感，更注重是否有对其切身生活的实际改革举措出现。
今年8月，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了一个广东涉黑组织以当地公安势力为“保护伞”垄断当地猪肉买卖市场，逼得当地民众每天坐车20分钟到其他地区购买猪肉。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山东日照同样出现，在打掉黑社会“保护伞”后，当地猪肉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
因此，对中国民众来说，中共打掉公安系统曾经的公安部长周永康，现在的副部长孟宏伟，也不过是一种饭后谈资，但打掉一个垄断猪肉市场的涉黑“保护伞”却是实实在在的为民除害。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18年2月的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表示，“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提升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这是中共首次在中纪委会上明确指出要对在公安系统的黑恶势力“保护伞”动刀，并表示解决基层的贪腐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它关系到民众获得感这种逻辑。
当然，中共的基层治理不仅是启动对公安系统的改革，而是真正站在民众的角度捋清治理思路。对于现在的中国民众来说，中国经济发展加速整体变缓，收入增加不再是改革获得感的主要渠道。这就让一个治安良好的生活环境，一个不满时可以发牢骚的平台成为现阶段中国民众获得感的主要诉求。关系到生活治安的公安系统整顿已经开始，而对于基层民众的另一“获得感”诉求是否也应着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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