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高压反腐在十九大后继续，尤其进入2018年之后，中国官场频频发生官员“自杀”事件。
北京时间10月21日，中国官方称，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坠楼身亡，原因系患抑郁症。之前，有天津农商行董事长殷金宝在办公室割腕自杀 ；同样坠楼身亡的中国江西上饶市广丰区公安局长郑金车、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还有安徽省宁国市规划局某科长跳楼坠亡等等。
郑晓松坠楼身亡，中国官方定性原因为其患有抑郁症（图源：VCG）
官员自杀成风的背后利弊选择
上述例子，只是中共官员自杀的冰山一角，往往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自杀背后，都有着中共密室政治的特点，外界很难了解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中共对官员的调查，也往往是语焉不详，令外界模糊不清。
不过，这些往往都可以说明一点，中共高压反腐已经开始走向纵深，同时也反映出中共官场的复杂性和震慑性。有分析人士表示，一方面，中国传统“死者为大”，调查机关有时不愿继续对“自杀”官员的违法违纪问题继续调查，防止背上“刻薄”恶名。
另一方面，官员以自杀结束面对调查时的无所遁形，似乎折射出了一些问题，即官员本身自知无法逃脱司法惩治，而心态脆弱地表现于死念萌生。但这之中，不乏存有其他可能。除自知难逃罪责之外，一部分问题官员同样会心存得失考量，试图以结束生命来维护非法所得利益，换取家人平安的空间。
当然，也不排除由于中共官场高压反腐的震慑力，产生部分官员心里抑郁，压力大到极致后选择自杀结束生命。
自首风潮诞生后的官员“内心挣扎”
与此同时，中共官场另一股自首的风潮也随之而来。
自从7月31日，中国河北省原政协副主席艾文礼“投案自首”；之后，河北省邯郸市委统战部部长王社群、河南省焦作市副市长魏超杰、吉林省通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刚振涛、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常务副区长陈红升、湖北省襄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代全等相继自首。
据悉，在3月20日中国通过的监察法中第三十一条规定：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经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所以，“自首效应”的诞生也不足为奇了，这些违纪官员权衡“利弊”后，选择自首来从宽处罚。
但是，为何自首自杀已经演变成一种趋势，而中共反腐提倡的“官风清廉”并未有多大的“跟风效应”。
从自首自杀的级别来看，接近中共高层权力中心的省部级、副省部级以及下到一批低层级、基层官员，都显示出中共反腐持续呈高压态势，其震慑力已经触及基层。
不过，虽然中共反腐确实效应显著，却也耗费了巨大的政治运行成本，有许多贪官依旧处于“潜伏”状态，中共纪检部门与贪官斗智斗勇的“猫鼠游戏”会再继续上演。
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执政后，中共反腐的推行一直呈现一种“铁腕”方式，腐败的“大老虎”被纷纷揪出，反腐的领域不断延伸，直至全方位监督，如今看来，中共反腐将迎来从运动式到制度化的转折，后续依旧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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