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22日，习近平抵达广东省珠海市，在其任内第二次“南巡”。他将参加已经施工8年有余的“港珠澳大桥”通车仪式。大约在一个月前的9月23日，将香港纳入中国高铁网络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再约一个月前的9月初，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制度付诸实施。“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得以迅速落实和推进，香港的命运也越来越与中国其他地区捆绑联结在一起。
港珠澳大桥将中国香港与大陆的命运进一步联结在一起（图源：VCG）
弹指一挥间，“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已经在香港实践了20余年。这期间，很多人疑惑着，忧虑着，甚至是恐惧着，似乎在等待邓小平“50年不变”的最后时刻，又似乎更愿意在大限到来前自寻出路。于是对抗出现了、港独甚嚣了、城邦论兴起了。乱局之下，人们开始扪心自问：这样的香港，真的是700多万港人想要的吗？
围绕香港二次命运探讨，尤其是如何接续着邓时代的一次回归，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心回归，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很多港人担心在进一步融合过程中自我独立性消失，被内地彻底同化，故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等消极悲观，可忽略了这背后其实有着更为长远的战略考量。
记者：从粤港澳大湾区到港珠澳大桥，从港澳台居住证办理，再到9月23日完成通车的广深港高速铁路，为了加速陆港融合，北京大动作不断。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融合动作？对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
田飞龙：香港接入国家所组建的高铁经济网，就意味着它介入了新的经济秩序。新经济秩序广义上最大范围的概念叫“一带一路”，在地缘上的概念叫粤港澳大湾区，所以“一带一路”的交通基础设施就把香港经济体接入了国家主导性的战略当中，就使得香港的人流、物流，以及资讯和专业技术寻找了新的市场，有了新的用武之地，而这正是在“一国两制”之下，国家期待香港要持续承担的一个角色。换言之，香港在发挥优势，追求到自己利益的同时，能够对国家的现代化跟国际化做出持续性进一步的贡献。
广深港通车跟“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上与香港的对接，能够帮助香港经济的二次腾飞，或者说二次回归，这个“回归”真正塑造了非常强有力的，香港对国家的一个向心力，而不是像一次回归或者“一国两制”一期工程的时候。当时主要是国家以香港为平台进入欧美市场，而现在全球化的市场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大分化，固然欧美主流的国家市场仍然存在，但是经济发展的后劲开始下降，产业开始两极化，增长乏力。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比较显著的标志，正因为这个标志是显著的，才会有中美贸易战，才会有特朗普通过各种方式强制强迫全球的产业资本回归美国，原因是在于欧美的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产业的两极化，出现了制造业的空心化。而对于欧美市场来说，在全球化充分分工的时代，自我虚化的表现，它的产能、创新还有技术转移的收益在一个真正全球化的时代，欧美本身的市场反而不占优势，这就是特朗普面对美国贸易逆差还有欧美市场增长乏力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有强制要求制造业资本回流的一个基本背景。
记者：实际上，香港在其中也深深地受到欧美市场结构变化以及波动的影响，出现了经济增长相对的乏力，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香港的产业界和特区政府在进行政治讨论的时候常常触及的一个话题是，香港究竟应该怎么走？
田飞龙：香港显然利用不到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战当中美国自我拯救经济方案的利益，香港非常不到位，甚至香港是要承受损失的。香港的经济体出路在哪儿？我觉得出路就在更加紧密的融入中国经济发展大局，利用好“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释放出来新的经济红利机会和空间，使自己能够将自己的优势转化为具体的产业和利润，以及这些产业跟利润背后资本的收益，从业者的收益还有技术兑现的收益，这样的话就能够使香港出现的一系列的矛盾通过外向式的新的全球化格局里面的发展，得到缓解、缓和，使它过于政治化的氛围被冲淡，被稀释，香港社会会重新焕发会一种理性、务实的实质上的精神，出现一批新的企业家跟新的青年创业的精英。这个才是香港应该呈现给国家，呈现给世界的形象。
记者：可问题在于，面对“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国家战略，香港似乎并不是很积极地搭上顺风车，有时候甚至宁愿选择跳车。在你看来，港人在纠结什么？为什么对内地如此抗拒？
田飞龙：很多香港人认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个丧失自我独立性的过程。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低成本地解决香港社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青年人的就业创业问题、养老、医疗等等，但很多香港精英关切的是解决了之后，香港的个性还在吗？这样一种对港个性，逐渐丧失的恐惧，使得他们对大湾区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内在被动，甚至有点抵触的情绪。这种被动、抵触的情绪来源于香港从历史上“亚洲四小龙”时代所获得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尽管在这些年发展的过程中相对下降，但并没有完全丧失。
所以，香港可能对于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通过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融入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保持一个非常微妙而谨慎态度的立场，它会在利益获取与身份保持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既要获取利益，但是不能因为利益的获取快速地丧失掉香港的优越性身份，丧失掉生活方式跟价值观念的完整性。
香港原来的成就和骄傲是背靠欧美的，现在要完成一次巨大的精神转型。这座城市需要思考，在融入一个他们以前不熟悉的政治体系和正在开辟的新经济秩序的时候，需要如何调整心态，放低自己的身段，平衡权利和义务，以中国一分子的正常眼光去看待整体决策和规范。
一方面对其前景抱有怀疑，这个怀疑是整个欧美世界或者发达经济体当中普遍存在的，甚至中国国内一些知识分子跟一些产业界对“一带一路”的风险性、收益、前景也有一定的怀疑，所以这个并不奇怪。再加上香港刚刚经历了政改，所以它对国家的怀疑，对国家整合的警惕是一种自然的政治本能的反应。但是经过国家在“一带一路”实际的作为表明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倡议以及相关的投资项目它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行为，而是中国与世界之间新的关系模式的一个战略性建构，在其中不仅仅有非常庞大的市场跟红利利润，而且还包含一些制度性创新的需求跟作为，还有文化共同融合、和平发展这样价值的体现，我觉得经过这三点，香港各界人士，甚至包括泛民主党派人士，思想跟认识在逐渐地发生变化，开始由怀疑犹豫转变的转变成愿意接触了解，愿意参加座谈会、论坛还有考察团，愿意参加国家所召集的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他们去寻找他们在其中可能拥有的优势，机遇跟机会。
这一年多，我跟香港各界朋友的接触过程中也感觉到他们开始逐渐正面的看待“一带一路”这样的事物，这个新的全球化事物，借助这样态度的转变重新认识国家，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在香港社会形成共识。情况正在往一个良好的方向转变，但是确实机会稍纵即逝，因为去年7月1日，习近平曾提到“苏州过后无艇搭”，“一带一路”列车是中国掌舵的，是各国参与共建共享的，它并非是为香港而打造，香港只是其中的一名乘客，它手里有一张优先票，但是不可能无限期等待，也不要以为香港在任何时刻上车其利润都是固定的，所以在香港社会也是巨大的挑战。应该说，香港还没有丧失掉上车以及占据优先位置，获取优先利润的机会，但它的产业界跟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否配套支持好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话，显然做的还不够。
记者：具体到粤港澳大湾区，林郑及其带领的执政团队，也表现得有些消极。但其实粤港澳大湾区的意义非比寻常，是香港完成二次命运探讨的关键抓手。
田飞龙：对于很多港人来说，与“一带一路”相比，可能对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更大的恐惧性心理，原因是“一带一路”是一个天边的馅饼，够的着吃一块，够不着就不吃了，但是它跟香港本身制度的完整性，生活方式的完整性是没有太直接关系的，特别是精英的人物跟产业能够跟的上“一带一路”高速列车分享利润他们会眼红，但是也觉得跟自己的生活也有距离，可是粤港澳大湾区是地缘性的，这是要对香港进行地缘性的经济社会整合，香港人想象中，这对他们的制度完整性，生活方式的完整性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融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香港丧失自我独立性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连带解决香港社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青年人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创业的问题，养老、医疗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香港本地是需要耗费巨大的政治成本跟社会成本的，它可以以一种较低的成本解决，但很多精英关切的是解决了之后，香港的个性还在吗？香港是否能面对整个国家的时候保持自己完整独立的价值？香港在整合当中会不会消失于大湾区蓬勃规划发展的滚滚红尘之中？会不会在越来越强的计划性的、规划性的湾区发展当中逐渐变成一个配角或者一个配合性的角色？正是这样的恐惧与忧虑，使得港人对大湾区产生了一种更强的内在的被动，甚至有点抵触的情绪。很多港人的一个预判是，久而久之，香港的自主性、完整性就受到了破坏，一定会大陆化，一定会走向一致化。
延续到未来2047年，哪有什么制宪建国？哪有什么本土自觉？都会在未来30年的国家整合当中被消磨掉。这样的话，跟反对派、香港精英一直勉力想维持的从高度自治走向完全自治的城邦主义心态、城邦定位就背道而驰了。粤港澳大湾区整合过程当中，必然会涉及到超出三个地方更高的决策需求，国家笼罩在上面提供更多来自中国全国人大常委的决定，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这些决定和政策会构成大湾区的治理高于基本法的规范。也因此，国家会以大湾区发展的需求作为一个牵引力或者动力因素，去改变“一国两制”原来想象当中井水不犯河水的制度心态，这对香港本身的改变其实都是会在未来非常短的时间看得到的。
因此大湾区就变成在习近平时代一个新的扩大版的深圳特区，它的功能就像是曾经邓小平用深圳特区翘动中国第一波现代化一样，习近平的第二步现代化需要用粤港澳大湾区来翘动，而且粤港澳大湾区显然也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当中打通陆陆跟海陆关键性的枢纽，它是一个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它是一个新人文主义的生活示范区。如果在大湾区治理当中实现了充分的制度创新跟融合，以及技术上的突破，那么全世界就会相信中国共产党，中国有能力在“一带一路”提供一种全球治理的样板，而这个样板的作用是其他区域发展战略例如像京津冀，像长三角所无法取代的。因为京津冀、长三角是单一制度下的开放升级，而粤港澳大湾区是具有全球治理意义的多元制度整合意义的示范区。我觉得这是习近平新时代意义上的战略考量，是把深圳、香港、澳门融合在一起，面向世界的，重构中国与世界关系，为“一带一路”打造制度样板区的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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