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猜测盛起、但官方绝少回应的气氛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已身该国南部的城市珠海。担任一座名叫“港珠澳大桥”的跨海大桥揭幕仪式的主礼嘉宾，是这位政治强人此次备受瞩目的内政视察行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无疑要在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制度改革又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见证这条蜿蜒在南海水域上最壮观的跨境海上大桥即将如何改写中国南部区域的经济生态。
在中国官方媒体迟来的消息确认中，人们逐渐清晰地意识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隔六年再度到中国南部城市考察，并且主持了一座跨境海上大桥开通仪式背后所释放的宏观信号（图源：Reuters）
港珠澳大桥是这个夏天过后，刚刚走出湿热的香港迎来的其自21年前重回中国以来又一次最显著的改变，这条桥梁建筑是连接内地及香港两地的一众重要交通基建里的最新成员，可以令穿梭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交通时间大大缩短，在地理层面实现更多现实交互的可能性，促进三地交流和城市群之间的经济发展。
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连入一条让它和全球最赚钱的博彩胜地澳门一起通向内地的海上公路，这个举措和此前一条在香港通车不久的高铁线路，共同构成了北京方面正在努力打造的一项盛大计划的最初端倪。中国政府习惯称这个可以把香港、澳门与9个相邻内地城市区域整合起来的最终构想为“大湾区”（Greater Bay Area），并让它作为一大块可以提供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领土，未来能与纽约、旧金山和东京那些结构相似的“前辈”平起平坐。
这些关乎庞大基础设施的落成迹象，都被认为是香港这个前殖民地太久没有体验过的那种城市大幅运作调整，毕竟，想让政治隐患日渐突显的香港融入内地，所面临的挑战，几乎与现实中在原始山林中挖出一条可以铺设漫长铁轨的隧道和在一个经常受猛烈台风袭击之地修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一样艰难。伴随着自1997年从英国手中接管这座城市以来最初一段时光的管治放纵，如今中国政府面对香港时，已经不得不需要应对其自身版本的分裂运动了。
可尽管觉醒后的及时补救目前让共产党在这个前殖民地有一定程度的不受欢迎的风险，但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挫伤这个执政党想要实现它心中的更宏大政治目标。旨在将曾经被抢走太多年的香港和澳门从交通上、经济上和精神上与祖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京自2014年被一次场面吓人的破坏性示威活动所触动后到现在愈发主动采取的管治与经济方案部署，可被认为不止是体现了它对于民族大义在香港人心之中程度几何的格外在意，也体现在这个能加大融合地让几个城市之间拥有更多协同性的政策系列，有能力将中国南部整个地区打造成一个庞大的单一市场，而且这种模式已被验证会让每个城市都能从中受益。
北京方面拿出它的大湾区方案，现在看来，侧证了习近平不只是想要进一步通过实际利益来校正中国治下的半自治城市现在愈发不可取的政治气氛，还希望这片中国境内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能尽快消除贸易壁垒，促进跨境商业，并充分利用该地区在金融、制造业和科技领域突出的基础设施和专长，完成它从制造业和出口向服务业和内需的转型，以便更好地为这个全球强国的经济增长贡献能量。
被规划在中国南部的大湾区，之所以被下一阶段中国要开启的增长目标所看上，离不开这里的城市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处于现代中国第一次经济革命的核心了——上一个政治领袖邓小平自从带着规划任务来过这里之后，大量涌来的投资几十年间已经刺激了中国南部制造业的迅速增长——这种经济基因可能会是中国目前试验成本最小的现成选择。
作为中国南部一个湾区发展计划里的一项重要基建，港珠澳大桥被中国政府寄予了可提供直观的解决经济解决方案，以及帮香港这个前殖民地更好地与祖国连接在一起等多重功能（图源：VCG）
强调经济效益和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一直是共产党的内政经济法宝，于是，由7位政治局最高官员里的韩正所负责的大湾区项目逐渐浮现雏形，揭示了北京也想要以这条它的经典路径来充分利用中国每座城市的优势。
但反观香港，尽管到今天依然繁荣、现代、国际化、以及享有法治的广泛保护，但这个前殖民地自1997年重回中国以来，政经社情似乎一直都没能达到人们期待的水平，越来越多的政治与社会喧嚣，以及它与内地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和排外情绪，在今天仍有难以刹停之势。
面对于此，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近年来亦逐渐打破隐忍与沉默，在管治香港的领域给出了其应对的系列方案，而这连串的施政动作，也被不少舆论解读为是北京已经意识到了最初的治港方略有些失之于宽——以往那种机械奉行京港两制“井水不犯河水”的区隔政策，已经给了一些离经叛道的政治气候足够的崛起真空——于是现在转而出手介入，对香港施以引导和政制层面的修正，希望能通过自身完整的策略转型，来更彻底地终结自九七以来“一国两制”运行所出现的那些太多偏差，从而帮助曾受纵容过度的香港进入到其去殖民化过程中的一个新周期——如果作个比喻，这就好像是实践层面香港正需要经历的“第二次回归”那般。
也因此，人们在京港两地的最新治港动向中，愈来愈清晰地看到了习近平正在选择重拾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再一次对这个主权重归的前殖民地划定了清晰的政治底线，透过地方行政当局以及香港人最崇尚的司法方式，制约了多批分离主义倡导者和政党继续在这个城市扩张力量，并以融合发展作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最新思路及要务，跨境大桥、高速铁路以及给长居在内地的港澳人士发放居住证，甚至是重金打造的城市集群联动计划，无不折射了在习近平的执政考量里，香港欲意发展的核心前提，即是打破壁垒，与内地进行全面融合。
这件事迟早会发生，正像香港必须要经历这样一场“革新”，实现人心层面的“二次回归”一样，加强香港与本地区其他城市一体化，早已具有了非常充分的经济理由。今时的香港，它之于中国的意义，已不再是共产党灵魂人物之一毛泽东在主政时代的那种“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取态，也不再是邓小平主理国家事务时期对其作为“金融中心”和“中国对外窗口”的定位，而是国家执政党在熟稔香港的城市角色与优势的条件下，开始拿出一份既能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又不打破香港微妙政治平衡的具体方案，意图灵活使用那个“一国两制”宪制框架，以及令这种创新制度开始向香港与内地都提供更多的良性可能和机遇。这是中国执政党拟欲扭转西方“历史终结论”的舆情潮流，并实现中式文明的荣光复苏和重新走向世界舞台的政治抱负中，眼前十分可行的一条实践路径，也是正在为共产主义“新时代”该如何优化宏观局面的习近平，选择再来中国南部观巡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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