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的演讲提到了一个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的观点，即美国曾经给予了中国很多帮助，并借此希望中国能向更加民主自由的方向转变，但中国最近的发展却完全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因此，美国才不得不开始针对中国。
这种说辞也许会被当作是政客为了掩盖其真实目而裹上的糖衣，但彭斯完全可以和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样用“干涉选举”等借口将中国包装为“专制怪兽”，这样更利于遏制中国的宣传，而他演讲的核心却是中国如何辜负了美国的期望。这样的安排显然不只是为了将美国的行为合法化，也是因为这真正说出了很多美国人真正的想法，因此才能激起如此大的反响。但是，为何美国要执着于改变中国，并认为中国应采纳其模式？
美国副总统彭斯之前的演讲被许多人看做“新冷战”宣言（图源：AP）
一般来说，国家行为的出发点总是围绕着自身利益。在中美之间，这些利益可以是地缘政治优势、国际影响力、技术与经济利益等等，但美国要获得这些利益并不需要把中国变成自由民主的国家，压迫和巧取豪夺也能达到这种目标。历史上，美国所参加的所有战争都有相似的特点，即美国人相信他们是在“天命”的号召下去“拯救”这些地区和上面的人民，这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最大不同。
在美国的外交中，这样的理想主义色彩相比其他文化相近的欧洲国家要浓厚得多，但是相比于同样具有“弥赛亚”精神的俄罗斯，美国的扩张却更加间接，要克制的多。形成这种对比的原因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向来糅合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思维模式，在有国家实力支撑的情况下才会大力传播其制度文化，并同时追求国家利益。
理想主义传统是美国改造世界的观念依据
一个国家想要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实现的那种道德理想一定是本国人民所普遍珍视的价值观念的延伸，而美国人民坚信的这一理念则以“美国例外论”为基础。其核心是：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更加有道德、独立、宽容、民主，因此有资格作为榜样，领导世界各地的人民认同美国模式，并最终采取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体制。
同其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同，美国自身的历史毕竟是极为短暂的，而且其民族构成从一开始就十分多元，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是不存在的。所以，需要一种普世性的价值原则将人民凝聚起来，在美国奠基时代逐渐形成的“美国例外论”就发挥了这种作用。
美国的雏形是新英格兰，它起源于清教徒自发的谋求自治和宗教自由的行为。这些人比其他冒险者更具有道德上的荣誉感和崇高感，新大陆丰富的资源和繁荣景象被他们视为上帝格外眷顾的标志，他们也逐渐自认为“上帝的选民”，将美利坚视为“新迦南”，并希望在上帝的引领之下，建立一座“山巅之城”。
“五月花”号载着102名清教徒驶向新大陆（图源：Getty）
清教徒们认为新英格兰是上帝选定的唯一国家，将注定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同，并比它们都更加完美，并引领人类的未来走向自由和繁荣。美国开国元勋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识》中说：我们“有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鼓励来建立世界上最高尚、最纯净的整体。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
而随着美国的独立和它在发展上的成功，这进一步使美国人将他们的价值观绝对化，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应该在世界推广，让全人类共享，美国不仅拥有推广的“权利”，而且还负有义不容辞的推广“义务”，“美国例外”从此与“美国使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特朗普之前的所有美国总统都不同程度地赞同这一点。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代表人威尔逊总统（Thomas Wilson）曾宣称：“我比其他任何人更相信美国的使命，我认为，她有一种精神能量，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用此来使人类获得解放。……美国享有完成其使命和拯救世界的无限特权。”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也说过：“我始终相信，这片救世主的土地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预留的，相信一个神圣的计划把这一伟大的大陆安置在两个大洋之间，让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特别热爱信仰和自由的人们来发现。”
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时，美国履行其“使命”的限制仅在于美国人情愿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以及美国的西欧盟国在多大程度上赞同美国的立场。而使中国这一古老的文明、庞大的国家转为信奉“美国价值”，不仅能证明美国文化的优越性，也将是“美国使命”的巨大成功。
现实主义传统使美国获得改造世界的实力凭借
尽管新英格兰的人民自视为“上帝的选民”，但他们判断自己是否获得神的肯定时却将他们在尘世的活动和成就作为重要判断标准，毕竟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成功，没有上帝的帮助是做不到的。这样，清教徒们也以务实的精神来实现致富，以此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是新教和注重精神虔诚，忽视世俗的天主教区别很大的地方。
正是这种新教伦理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使得美国人义无反顾地追逐物质财富，即使不那么符合宗教教义也无妨。“理想”激励着他们，但他们并不会一味停留在空想之中。新教神话使得美国人的物质欲望合理化，也使美国人对其他民族的土地和财富的贪婪正当化。因此，对上帝的崇高信仰和对异族的残忍驱逐和谋杀才能在美国人看来并不矛盾，事实上，在征服西部，夺取新墨西哥的过程中，这种务实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淘金记》充分反映了美国人对财富的孜孜追求（图源：VCG）
这也是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能够首先诞生于美国的原因，这种哲学又反过来将现实主义精神深植在美国价值观中。普通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重利轻理，美国的决策者们更是在内政外交的操作层面上尽显务实作风。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它培养了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他也以自己极其丰富的外交经历证实了这一点。
这也是美国在其建国早期坚持孤立主义政策的原因，美国早期领导人对当时美国实力和恶劣国际环境的判断十分清醒，并将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至于其他考虑之上，制定和执行了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给美国的初期发展创造了安全和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战后，当现实主义理论出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时，美国几乎成为了其大本营，专家学者和政治家外交家都为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权力政治则是他们解释国际关系实质的核心。这促使了“遏制”战略的形成，并最终使美国撑过了和苏联的“冷战”长跑，成为了国际体系中的单极势力。
冷战后，美国在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的同时，也扶植起了一系列亲美的新兴社会，它们紧密配合美国的利益，为美国的投资提供便利，为美国的商品开放市场，在国际事务上也紧紧追随美国。显然，美国人也希望中国能走同样的道路，成为其忠实的伙伴。
基辛格的务实外交使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上风（图源：VCG）
特朗普时代的两种传统
基辛格曾经在《大外交》中说过：“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是在追求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理想主义的。”两种传统都对美国的政策制定有巨大影响，并行不悖。
但两种传统之间的平衡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当美国国力强盛时，美国人对美国制度充满信心时，理想主义因素在外交政策中的比重会更大一些；当其国力相对下降，目标与现实之间出现矛盾，国内孤立主义就会抬头，理想主义色彩就相对淡一些。这也是特朗普能够上台，让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急转弯的原因，他看到了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因此想让它“重新伟大”。
特朗普或许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不注重推广美国价值的人，甚至没有多少兴趣去维护它，这从最近的沙特记者被谋杀案中表现地淋漓尽致。
但即使在特朗普时代，依然不能忽视理想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因为它已经和国家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有时甚至难以分清彼此。美国的价值观和宪政民主体制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没有它们，美国就不成其为美国，因此谁威胁到了它们的生存，谁就等于是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就算特朗普对人权和民主置之不理，不代表国会议员和专家学者们也会效仿他，政策和思潮往往都有一定的惯性，特朗普不可能一下扭转它。彭斯演讲的手稿，就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的中国通学者所写就，而即使对特朗普的态度两极分化，国会议员却在对华问题上格外统一，他们代表的是本州人民的意愿，因此表态和立场更富情感。
因此，美国试图用其“价值”感化中国，用其“帮助”改变中国的意愿并不会消失，除非美国变得像其初生时般的脆弱，美国政治家才有可能真正回到价值的孤立，放弃对外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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