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类做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虽然自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的现实是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日深，而美国仍在孤立主义与信守承若之间摇摆。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
彭斯的“历史观”引起中国人的思维“混乱”（图源：AFP）
这是美国当代外交重量级人物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他1990年代作品《大外交》（Diplomacy）中对美国外交思维的描述。也许人们对美国外交传统有自己的不同认知，但是当今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一次演讲中自诩近一百多年来，美国大公无私如何为捍卫中国的利益并在近25年“重建”了中国时，还是令人措手不及，大感意外。
在彭斯那段演讲中，
新生的美国为中国的古老商品提供了市场；
在中国“百年耻辱”中，美国高喊着“门户开放”，维护了中国主权；
而美国的传教士带来基督教和现代文明；
帮助中国实现二战胜利，并使之崛起为战后重要国际力量；
冷战期间，美国大学培训新一代的中国工程师、商业领袖、学者和官员；
在21世纪前夕，接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总之，“我们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
在列举了美国之于中国的种种历史贡献后，彭斯又以大篇幅指责中国既没有按照美国所期待的路径“改变”自己，甚至“恩将仇报”，转头过来侵蚀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甚至妄图取而代之……
在彭斯的长篇演讲中，美国被塑造为真正的到道义担当和世界的救世主，而中国则是一个让他倍感失望的“孩子”。是的，正如此前所说，这“恩惠”之说可能的确包含着合乎历史事实的成分，这可能正是这番似是而非的说辞俘获不少听众的原因。但是，他既没有告诉人们真相的全部，而且，当一个奉行现实主义外交路线的特朗普政府跟人谈道德时总是让人感觉是可疑甚至是可笑的。当然，彭斯不是商人，但是他的老板是，而且现在依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谙熟谈判技巧和利益交易规则的商人。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试图这样摧毁一个挑战者的外界形象了。看看当年美国是如何妖魔化欧盟、日本，分别对它们的农业、汽车制造业构成严重的打击的吧。更何况是本身便弊病重重的苏联，更是被彻底抹黑。
彭斯在选择性地解释中美关系历史时，人们很容易地被他带入一个没有止境的陷阱中。如果人们纠结于过去支离破碎的历史细节，便会停留在无止境的口水仗中。事实上，这样将国际关系诉诸历史与道德的行为本身便带有典型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吊诡的是，纵贯国际关系史，单线条的理想主义思维非但决定不了当下，还可能面临一系列挫败。而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彭斯及其特朗普政府笃信这一信条吗？毕竟连基辛格都不承认美国一直是理想主义者。
所以，无论怎样，姑且勿论中美历史观的巨大差异，因为在历史的细节上中美的历史叙事未必是完全契合的。历史（包括细节）需要被尊重，而并不是被随意断章取义，随意粉饰，以利于当下的政治目的。
对于彭斯的长篇演讲的评价，绝对不可以被抽离现实中中美两个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并接受其道德的逻辑进行衡量。特朗普宣称“国家利益之上”“美国优先”，任何人可以轻易地举出若干案例去否定它的理想主义价值观。且不论既往，特朗普政府在沙特记者遇害案上的态度便令人怀疑。
其实，从整体看，美国对中国角色的不适应可以理解，即使中国也未能适应自己当下的角色，所以在进行痛苦的自我调试中，但是历史不是阻碍现实演变的阻力，彭斯的演讲只有一个结论——我曾有惠过于你，所以有权决定和摆布你。这是国家关系意义上的道德绑架与道义讹诈。当年美国寄希望于“马歇尔计划”如此，如今对中国如果依然是这种逻辑，那么“失望”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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