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20日，中共在中国北京召开全国党委办公厅（室）秘书长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下简称中办）主任丁薛祥主持。这是中共十九大后，首次召开此类会议。秘书长会议每两年一次，由中办主任主持。中共十八大以后的两次都由时任中办主任、现任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主持。
本次秘书长会议期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做出指示，要求“党委办公厅（室）秘书长”增强“四个意识”。其深意，或是为解决中共改革落实困难等问题，秘书长群体从以前腐败多发的形象，进而迎来“改革参与者”的高光时刻。
对中共而言，中办即扮演党中央的秘书角色，中国地方党委的办公厅、室，则是同级党委的辅佐机构。中共十八大之后，栗战书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担任中办主任，习近平本人于2014年1月、5月赴中办调研。十九大以后“栗规丁随”，政治局委员丁薛祥接任中办主任，中共省委秘书长群体承上启下，则呈现高知化、实权官员比重增加、身兼多职等特征。
在中共语境中，政治局委员位列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办主任高配的安排在十九大后得以延续，前中办主任栗战书更晋升常委，现主任丁薛祥也备受看好。中办主任为首的秘书长群体权重提升，未来仕途前景或将亮出绿灯。
丁薛祥（左）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需确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贯彻到底（图源：Reuters）
秘书长会议聚焦政策落实 幕后团队走向台前
2018年10月20日，习近平就中国全国党委办公厅（室）秘书长会议作出批示称，办公厅（室）是党委履职的参谋助手，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有分析称，此次会议聚焦政策落实，以及近期新一轮维护中央权威和习核心地位，与习2014年对秘书长进行集训，痛斥“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背景相似。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称，中共此前“政令不出中南海”有三重表现，一是各方面推进和执行程度不一、不平衡。一些改革执行，另一些则没有；一些部门和地方执行了，另一些部门和地方毫无动静。二是，一些改革雷声大雨点小，遇到困难戛然而止。第三，更多改革停在纸面。
中共改革任务繁重，但举措无法落地成为难题。作为中共各级党委履行领导职责的助手，中办首当其冲，各级省委秘书长则在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省委秘书长安排早已进入中共高层视野，并于2014年出台了省部级官员秘书配备规定，中共幕后辅助团队正在走向前台。
在“党领导一切”背景下，党委权力越大，秘书长责任亦越重。作为应对之道，中共不断将地方实力派官员输入省级党委担任秘书长，并为之赋予“深改办”主任等兼职，既承上启下、协调各方，又可让改革政策落地生根，正是中共“四两拨千斤”式的改革举措。
副国级中办主任成标配 现届省委秘书长显三大特征
中共十九大后，政治局委员丁薛祥接任中办主任，延续副国级高配。在此期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党领导一切”等强化党权论述；2018年，又通过中国党政机构改革，强化中共党内宣传、组织、统战部门职权，中办为首的党委秘书长作为党内联络枢纽，作用更凸显。
中共早期对秘书用人也曾作出规定，但在当时各省一把手拍板的潜规则下，选用程序流于形式，一把手强力主导，人选素质参差不齐，导致秘书腐败案频发。现届中共省委秘书长群体，呈现实权官员与高级知识分子增加，身兼多职等重要特征，年龄更趋主流。
十八大后，中共多次就秘书配备提出要求。据统计，在31名省委秘书长中，身兼十九大代表者17人，曾任地级市委书记或副书记者22人，具有地方执政履历，成为现届省委办公厅秘书长群体的重要特征。
此外，前述省委秘书长还有众多引人瞩目之处。
首先，年龄方面，除上海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贵州省委秘书长刘捷为70后，福建省、湖北、海南省委秘书长梁建勇、梁伟年、胡光辉同为1959年生外，其余26名秘书长同为60后，在中共省级官员主流年龄。
其中，少数民族与女性干部较为少见。女性省委秘书长仅有湖南谢建辉，唯一少数民族来自黑龙江，其省委秘书长张雨浦系回族。
其次，教育背景，中共省委秘书长学历皆在大学以上，其中具有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教授等职称者多达10人。其余秘书长中，20人具有硕士学位。
分析认为，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省级党委秘书长行列，已成为该群体重要看点。就工作而言，中共各级机构秘书负责处理具体事务，发挥着沟通上下、“舒筋活血”的作用。中共省委秘书长群体出现“问题”，或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改革难以顺利施行的重要原因。
据了解，与中国省级政府的办公厅主任或秘书长不同，秘书长皆有省委常委身份。众多秘书长身兼多职等安排显示，其在中共权力体系内部的可操作空间正在扩大。
中共2013年11月成立“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8年升格为“委员会”，“中央深改委”办公室主任现为中共常委王沪宁。目前，中共北京市委、青海、四川省委秘书长兼任“深改办”主任，正式被委以推进改革重任。
此外，云南、湖北省委秘书长兼任河长，福建省委、宁夏区委秘书长兼任宣传部长、西藏区委秘书长任政法委副主任等安排，则显示其中共省级党委对于同级秘书长的倚重。但此前不久，中共秘书群体还以“腐败多发”而闻名。中共十八后展开反腐，落马高官中有秘书经历者众多，中共官媒也发声挞伐“秘书政治”。
前中办主任落马 中共整饬秘书群体由来已久
中共官媒《检察日报》2014年总结“秘书政治”并提出，十八大后落马的30多名省部级以上高官中，职业生涯有秘书经历的占近三分之一。在中共打虎行动中，秘书腐败最具代表性案例，即前中办主任令计划贪腐、泄密案。
据分析，中共党委系统资源雄厚，地方省委书记是其行政区划内的最高负责人，秘书长处于行权和受权者间的关口，是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之路，隐性权力巨大，甚至有以秘书为要角的文学作品，将秘书定位为“二号首长”。不过，此前中办主任在中共权力架构处于低位。十八大以前，除了争议人物胡启立，都不具政治局委员身份。地方省委秘书长地位更因人而异，没有一定之规。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治局于2013年6月25日开会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不准违规配备秘书”。2014年农历新年前夕，习近平到中办中南海电信局视察，5月8日，习近平再次视察中办提出，中办成员必须绝对忠诚等要求。同年，出台《省部级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为中共省部级党政机构秘书配备设定框架。
2014年，中共举行十八大后首次举行秘书长会议，时任中办主任栗战书到会提出，要强化政治、大局、核心和看齐等“四个意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会前作出批示，中办秘书局杂志《秘书工作》2014年第11期发布批示原文，要求各级党委办公厅（室）推动中央精神贯彻，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
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秘书系统重新洗牌，正从中央向地方层面推进。
当时有分析称，中共2014年着手整饬秘书工作，或与对前任中办主任令计划调查的逐步深入有关。多名令计划主任任内的局级官员被调离并调查。2016年7月4日，令计划因涉嫌受贿，及在任统战部长、中国政协副主席期间非法获取国家秘密，被判无期徒刑。
饱受诟病的秘书腐败，根源在于主官与秘书的主仆式依附。2014年开始，中共对秘书系统加强规制，迄今省委秘书长渐被委以重任，与主官关系更均衡，隐性权力被关进制度笼子，从政能力也可有所提升。除已升任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前中办主任栗战书，颇具年龄优势的现任中办主任丁薛祥，也有望成为中共60后接班梯队的重要人选。未来，中共省级党委秘书群体中，涌现更多可堪大用的接班人选也许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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