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不了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么以下数字和标签或许可以勾勒出基本的人物轮廓：他曾用棒球棍武装自己以平安穿过天主教街区；曾在巧谋入境印尼后被发现驱逐；他也曾借鉴小说笔法写作专业论著。这位玩世不恭的先生，就是蜚声国际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义研究颠覆者、东南亚区域研究权威专家；掌握近10门语言，40年间反复深入东南亚田野考察；安德森本人著作及旁人评述关于他的作品100余种，400余版本，29种文字，遍布近7500家图书馆。
如果你已经认识了安德森，甚至读过他的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那么生平成就想必无须赘述。
但也许你不知道，学术之外的安德森还有着另一面。他曾用棒球棍武装自己，以期平安穿过天主教街区；曾为了自学荷兰语、西班牙语，一手字典一手小说，逐字查读；曾在明知被禁止回到印尼的情况下巧谋入境，两周之后才被发现并驱逐；曾梦想成为小说家，借鉴小说笔法写作专业论著，并戏称其为“my novel”……
有些学者将生命付给了真知，有些学者将探求纳入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大概属于后者。
下面几段文字算是安德森丰厚经历的冰山一角，摘自刚刚出版的安德森自传，化用老先生的自况，书名为《椰壳碗外的人生》。我们经由他的自述叩访其生命故事，不仅仅是回溯历史，也希望可以借安德森的学术与生命之“力”，尝试挣脱一切“椰壳碗”的束缚。
《椰壳碗外的人生》简体中文版，文景出品
01.移动的青春
1936年的昆明，勉强算是动荡世界里较为安全的一隅。这里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出生地。
在形势瞬息万变的年代，任何选择都无法预料结果。好在安德森一家足够幸运，他们于1940年离开中国，滞留美国，战后返回爱尔兰，既避免了日本人的监禁，又避过了战火的直接洗礼。
1950年代，安德森以“奖学金男孩”的身份先后求学于伊顿、剑桥。古典体制下习得的知识积蓄成安德森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培养了他温润全整的审美情趣。“移动的青春”给安德森带来了很多影响，比如对多元文化的兴趣和对边缘身份的深切体悟。
约1940年，昆明街景
儿时的安德森
“旅行是大学生活值得期待的一个部分。我和朋友们一起造访过弗朗哥大元帅（Generalissimo Franco）统治下的西班牙，并且有过因为行为不得体而被捕的不寻常经历。
我们曾身着普通的英国男式泳裤去北部海岸游泳。回到岸上擦干身体的时候，两名西班牙国民警卫队（Guardia Civil）队员跑了过来，因为我们露出了赤裸的胸部和背部而逮捕了我们。通过辩称自己是不谙规定的游客，我们最终说服警察释放了我们，但在那之前，他们把我们押到一个服装店，要求我们必须购买目不忍睹的连体游泳衣，把身体从小腿一直盖到脖子。我首次体验了极端严格的独裁政治！
另一次奇怪的经历发生在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不久。为了将数百名青年共产主义者送往莫斯科参加1957 年著名的国际青年节，英国共产党包租了一个专列。但是，匈牙利事件引发的群情激愤让干部们深受感染，结果大量党员退了党，当然也就取消了旅程。因为英国共产党已然为此次行动投入了大笔经费，所以他们被迫将车票分给几乎任何人，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党员。
弟弟（当时在牛津）和我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一睹神话中的莫斯科，共产主义世界的首都。全套资助包括了歌剧、芭蕾、博物馆和很多著名历史遗迹的免费门票。英国共产党领导没兴趣让外人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会议，所以，我和穆索尔斯基（Mussorgsky）、格林卡（Glinka）还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一起，度过了奇妙的一周。我也设法练习了我之前习得的一点点俄语口语。”
1958年，年轻的安德森于阿姆斯特丹
02.初遇东南亚
1958年，21岁的安德森顺利完成学业。同所有壮志无处安放又不愿屈从认命的毕业生一样，安德森有半年的时间赋闲在家，直到经朋友介绍，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担任政治学助教。在那里，他终于发现了志趣所在，跟随第一代区域研究学者乔治·卡欣投身于东南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研究。
安德森的第一次田野调查开始于1961年的印度尼西亚。印尼是他的初恋，此后他们相伴十余年。初到印尼，他对周遭一切充满好奇：不同于英美的家庭兄弟关系，社会对待精神失常者等弱势群体的方式，有关爪哇文化的图书与各式演出……而他最喜欢的则是访谈。上至日本前海军少将、印尼陆军情报部部长，下至佣人、商铺老板、服务员和流氓，安德森可以不论阶级不论政治派别地采访几乎任何人。
约1960年，雅加达街道
“在此过程中我有很多奇妙的经历，尤以我对一对兄弟的访谈最为神奇，哥哥是共产党政治局（Politburo） 的成员，而弟弟则是陆军情报部（Army Intelligence）部长。（在“西方”， 类似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 哥哥工程师萨柯曼（Sakirman）个子非常矮小，身体肥胖，革命期间领导过爪哇中部地区的一支大受欢迎的左翼武装民兵组织。刚开始他对我有一些怀疑，但很快他就意识到，我是千真万确对他的政治青春感兴趣。他热忱了起来，给我讲了很多。弟弟帕尔曼（Parman）将军看起来与他哥哥非常像，但观点截然不同。当我去他家请求约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在他的车库里兴高采烈地玩着一个价格不菲的电子玩具火车系统，好像他才10 岁一样。他告诉我他晚上来接我。
他是坐一辆贴有隔热膜的旧款大众汽车来的，我后来意识到他载我去了情报部在丹那阿邦（Tanah Abang）区的安全藏身处。它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库房。我们一开始交谈，我就意识到了他以为我来自中央情报局，因为他自夸说他在共产党内部安插有非常优秀的间谍，以致他数小时内便知悉了政治局的决定。很费了一番口舌才让他意识到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不是间谍。但是后来他明智地谈起了他在“兵补”（Heiho）中的早期军事经历，“兵补”附属于日本占领军，有时候被投入太平洋地区的战斗，但更多时候则是被用于防御工事建设的体力活。他似乎相当喜欢这一段经历。“
03.一举成名
安德森学术经历的前半程专注于印尼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代表作品如《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革命时期的爪哇》，踏实本份地扮演着“区域研究人员”。从某种程度上看，打破这一局面的是苏哈托政变，被驱逐出境的安德森被迫超越一个国家的视角，开始比较地观察分析。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他的弟弟佩里，后者将安德森拉进了《新左翼评论》的圈子，间接导致其参与到有关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论战，而他的弹药便是现在被奉为经典的《想象的共同体》。
《想象的共同体》英文版首版
《想象的共同体》中文版
“当《想象的共同体》被伦敦的韦尔索出版社（Verso）出版的时候，令人奇怪的是，它在大西洋两岸的最初接受度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英国仍然有“严肃媒体”（quality press）——意思是有很多顶级知识分子和学者作为评论家和随笔作家为之撰稿的优质报纸。让我吃惊和高兴的是，该书获得了这些人的热烈讨论：剑桥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杰出的爱尔兰政治家和政治史学家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Connor Cruise Obrien），以及正崭露头角的牙买加马克思主义者温斯顿·詹姆斯（Winston James）。当然，他们全都熟悉英国弥久不衰的民族主义论争，因此能够“定位”我的贡献。
在美国，该书几乎全然被忽视了。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相当公平的，因为我写这本书首先不是为美国人。另外，在美国，覆盖全国的严肃媒体不大常见。然而，为《美国政治学评论》撰稿的一位老迈的欧洲流亡政治学家的确对拙著做出了评论，断定它除标题吸引眼球之外一文不值。
1988年，安德森（最右）与友人印尼社会学家Aditjondro父子在伊萨卡
1980 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瓦解，这种情况迅速发生变化。就像一切帝国那样，美帝需要敌人。“危险的民族主义”（当然不包括美国的民族主义）浮现出来填补了因“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所留下的真空。
我清晰地记得曾接到过苏联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凯南研究所（Kennan Institute）一位高官的发疯似的电话。他恳请我飞过去给他的研究所做个讲座。当我询问为什么的时候——因为我对苏联或者俄罗斯知之甚少——他让我大为吃惊地说道：“苏联研究完蛋了，不再有钱进来了，我们的学生无法找到工作。现在苏联的一切都涉及民族主义，这里研究过民族主义的人几乎没有。你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让我们重新站起来的人之一。”我没有去。
第二个因素是，主要通过口耳相传，《想象的共同体》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系，以及非常诡异地，在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流行了起来，被广泛地用作研究生层次的教材。政治学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外，但它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学生对民族主义课程的需求。非常让人惊讶的是，当时关于民族主义的课程在美国各地都几乎不存在。
因此，在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地位完全变了。突然间我变成了一个“理论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研究人员。我甚至被要求讲授一门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的研究生课程，这是我之前从未考虑过要做的。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修这门课程的学生不仅来自政治学系，而且来自历史学、人类学、比较文学和社会学等系。”
1994年，变身“理论家”的安德森接受电视采访
04.“青蛙”的解放
2001年，65岁的安德森正式退休，跳出院系体制的“椰壳碗”，唤醒了青少年时代的文学本能和对电影的热爱。
他仿照19世纪的小说家，给自己的学术著作起一些非学术的、高深莫测的标题和章节名，还在其中放入了大量照片。
他为曾赢得戛纳最佳影片奖的泰国天才导演阿彼察邦写作影评，并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参与了反对泰国电影审查的斗争。（阿彼察邦的电影一直未获准在泰国进行正常放映。）后来，两人成为好友，阿彼察邦还为安德森设计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泰语版封面。
主动远离了体制化的学科和研究世界，但并未荒废专业的研究能力和学术修养，退休之后的日子于安德森而言悠然从容、自得其乐。
约2003年，安德森在其父出生的槟榔屿旧居
2013年，安德森（前排左三）在菲律宾大学与亚洲中心教员合影
许是预感时限将至，2015年，安德森终于接受了弟弟的建议，决定将2009年在日本出版的回忆录整理成英文出版。书还未面世，安德森就于2015年12月在印尼玛琅逝世，长眠在他热爱的东南亚土地。
《椰壳碗外的人生》日本版/英文版
“我们在日常思考中并没有设法消除偶然性与事故，更不用说运气。我们确实尽力解释坏运气。因为这个或者那个原因，因为这个或者那个人，我遭遇了这个或者那个坏运气。但我们无法解释好运气如何干预我们的学术研究或者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前文介绍我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一生的时候，我如此强调我总体上好运连连：我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我的父母和祖先、我的语言、我的教育、我移居美国，以及我在东南亚的经历。
同时，倘若我们除了耐心等待之外什么也不做，运气是不会来敲我们的大门的。运气经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机会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当这样的机会一闪而过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
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 tjajiangin”，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这里的冒险不是充斥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常常喜欢读的书籍中的那种。
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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