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数量锐减的背后，从胡时代到习时代，中南海在基层政权的治理与人才选拔，也逐步发生政策和观念上的调整。
当2017年习近平宣布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代开始，北京就决定向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挥手再见”，而这种“再见”的方式，就包括在对官僚选拔和基层治理方式上的调整。
2005年，胡锦涛成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后的第三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鼓励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前往农村担任“村官”。他们主要担任村主任助理、村支书助理等职位，俗称“大学生村官”。一方面，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政策培养出一批了解国情、熟悉基层的基层官员，另一方面，北京也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够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这一政策规模浩大，据统计，中国累计选聘了超过五十万名大学生村官，一度有超过二十万村官正在农村任职，覆盖全国三分之一的行政村，各级财政每年需要为这项政策支出数十亿元。
但是日前却有中国媒体称，中国目前只有6.6万名大学生村官在职，相比高峰期下降了六成。该如何解读这组数据的变化。
改变中国基层治理模式的努力
中国政府推出的“村官”政策，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调整中国基层政权治理模式，带入更现代性的思维。
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到中国的“大学生村官”秦玥飞，2016年被中国政府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大学生村官这个群体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只是大规模的政府号召“下乡做村官”的运动，可能不会再发生（图源：VCG）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基本形态一直是由庞大的农民和农村构成的，尽管近30年来中国政府推动的城镇化政策不断加速，但是截至2017年，中国仍然有近6亿农村户籍人口。从两千年的秦朝一直到今天中共执政，身处红墙中的统治者十分清楚，如果要治理好中国，就需要重视农村政权。
但是因为传统观念，尤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就一直存在隐患，当人们在批评中国官僚系统僵化的时候，中国农村的官僚体系的问题同样严重。从2000年开始的社会矛盾激化，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发生在中共基层政权和农民的矛盾。因此胡锦涛时代的中国政府希望将接受现代化教育的大学生输送到农村，为基层政权带来现代化的血液和思维。
从2005年到2018年，十三年过去了，中国基层政权有没有随着大学生村官的涌入而发生改变，因为无法查到准确的数据报告难以定论。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习近平时代，中国更希望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整顿基层官僚——扫黑。
2018年以来，中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扫黑”运动。曾经刊文解读，中共此次扫黑行动还有其政治意义。中共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传统政治体制向市场化的转型，基层政权也相对弱化，而此次基层的扫黑和反腐配合，可以成为中共重新组织基层社会秩序的机会，以此重塑中共基层政权的根基。是故，这次扫黑被官方视为具有巩固执政根基的政治作用。
因此可以看出，从胡时代到习时代，中南海对于基层政权的治理也逐步发生政策和观念上的调整。
选拔基层人才观念调整
除了基层治理，胡锦涛时代中共也希望通过大学生村官模式，给官僚体系输送血液。
历史上，中共就是一个注重培养后备干部的政党，尤其是选贤任能模式迥异于西方政治，让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充满独特性。一度包括“共青团”在内，外界对于中国政治“派系”的观察，本质上是中国人才培养和输出模式的讨论。
而大学生村官被认为也是中共希望建立新的人才培养渠道的努力。中国官媒就此曾认为，“大学生村官经过历练，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建设新农村、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为基层注入新鲜血液，给基层带去生机活力。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年轻，有知识、有活力、也有能力，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前者是基层治理，后者是人才培养。
传统中国官员类型中，或者是从基层选拔，优点在于熟悉地方民情，履历丰富，但是不足处也极为明显，“地头蛇”习气明显，在地方上关系错综复杂，存在作风武断情况。或者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中央外调的官员。他们的优缺点与地方官员恰恰“翻转”——中央外调官员通常对国家政策领悟比较透彻，凡事会多考虑规章制度，但同时也存在对地方现状认识不清、办事僵硬教条等弊端。而胡锦涛选拔“大学生村官”恰恰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下结论认为大学生村官就已经不再是中共人才培养计划是武断的。因为近中国省级共产党党代会上出现了一些大学生村官代表，这个以80后为主的年轻团体，似乎走入中国核心政坛。
但是也要认清楚一个现实，中共十八大后随着传统“共青团”培养模式的衰落，中共在选人用人上的思维是在发生根本性的调整。
大学生村官这个制度并不会因为进入中国的“新时代”而完全没落，因为习近平也曾在2014年给中国大学生村官张广秀写信进行勉励，尤其“扶贫”是这一届中国决策层的执政命题，学生村官是明显的助力。但是曾经轰轰烈烈的“运动化”情况或许再难发生，无论是基层治理或是人才选拔，中共都已经有了更完整的补充或替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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