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24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南下，参加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仪式，并视察广东。习近平此次南行，被中共官方低调称为“六年之后再赴广东调研”，“南巡”之名也反映外界预期，即有当年92南巡振臂一呼的效果，破除思想壁垒、为改革发展注入新动能。
与此同时，北京时间9月16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国残联第七届名誉主席、主席团和执行理事会名单，续任残联名誉主席的邓朴方的谈话也于近日曝光，其中论及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为改革开放40年定调很高，对其父邓小平更是给予不容任何质疑的肯定。
邓朴方提及，“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开启了一个大时代”。继任者有责任延续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习近平于北京时间10月24日表示，“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下个40年，中国定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成就”，上接邓小平的意味明显。
2017年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邓朴方参加闭幕仪式（图源：VCG）
分析认为，习近平一系列改革举措符合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解除国家元首任期限制，则意味着国家主席从附属形态中释放，以重构党内职务与国家机构关系，切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
改革开放40年 邓朴方为其父历史定位发声
邓朴方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提出，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都发生巨变，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维方式等方面出现了根本性、历史性、不可逆的深层变化，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前景一步步实现，也付出了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社会失范、道德滑坡、人情淡漠等方面的代价。在中共方面，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将为评价40年改革开放做出官方评价。
路透社近日称，40年前改革开放，成就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40年后崛起经济，却引发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中国如何平稳渡过经济社会转型期，确保“稳字当先”下加快推进各领域市场化改革，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另有北京消息人士称，地方要员已被要求把11月份的时间留开，四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深化改革，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同时对改革开放40年作一个总结。”
邓朴方讲话在习南巡之际曝光，并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时机敏感。但其提及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也应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建言温和，并无喧宾夺主之意。但有中国境外媒体推测，邓朴方讲话针对中共现任领导人，是因为有人指控在其治下，中共正远离邓小平的改革路线。
不过，这是只见形式，不见内容。
习近平五年施政挽危局于既倒 改革开放精神犹在
2017年在《【习近平这五年】改革与反改革的生死较量》一文指出，中国过去五年改革的主轴是清理整顿，用专政手腕为三十多年的发展拨乱反正，习近平所主导的这一轮以“民族复兴”为政治夙愿，以国家完成执政现代化为最终目的的革新。
中共十八大以前，改革陷入停滞。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现巨贪，军委副主席被调查，“商业巨子”与“金融大鳄”野蛮生长等现象显示，中共既有监督约束机制涣散，亟需一个强势中央破除利益集团对经济的绑架。如果放任中国经济发展被权贵大鳄把持，不啻于放任其绑架中国未来。这绝非习近平心目中的复兴之路。
分析中共现行政策与改革开放关系，则需提及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92南巡”时设定的评价，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外界担忧，中共经济政策或向左转，私营经济退场论等投机声音不断。而就国有与私营经济关系而言，中共已比邓小平时代更进一步，提倡企业家精神、提倡“亲”“清”政商关系，针对与无产阶级处于对立的资本所有者阶层，也是以和解、统战的姿态对待，并未突出“阶级斗争”，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以此观察，习近平仍在以生产力标准推进经济改革。
此前有分析称，中共此前向民企派驻官方工会代表之举，或是希望资方考虑员工生活，不可轻易制造失业。
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综合国力成长亦与对外开放息息相关。早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就曾视察最先开放的广东。时隔六年，习近平二次南下广东。回顾改革开放进程，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再度视察深圳，并在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上宣示，改革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
中共对外开放历程，经历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浦东、内地开放、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对外开放等次序，习近平在广东表示，未来还要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水平，要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显然，对外开放并无中止迹象。
党内排名曾落后总理 凸显国家主席地位有益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历经5年反腐，国家及地方监察委作为重要成果入宪，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或被认为是改革开放成果的反噬。不过，若从中共与国家关系而言，将虚位元首地位加以突显，变相将中共党内的权力转到国家机构层面，也可能是一种伏笔和进步。
有学者分析称，毛泽东在刘少奇倒台后并未恢复国家主席建制，但他却是终身制。长期执政形式上也要经过选举，所以权力更替在现有的宪制框架下不存在障碍。这次修宪如果只意味着长期执政，这本身就意味着有退休时间。在实践中也可能存在“长”到临终前才卸任，但这种情况应该不太容易出现。
在中共现有体制下，中国宪法此前限制国家主席两届任期，并非完美无缺。这首先是由于，中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中国的元首，但国家主席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位置，及程序上从事的活动、享有的礼遇和尊严，都证实其为元首。
然而，中国国家主席在中共党内地位并不固定：李先念任内，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为第五，还在国务院总理之后；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时，尽管并无政治局常委身份，与其他领导人并列时仍位列第三，仅次于总书记赵紫阳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时代，其排名曾党内职务变化从第二陡降至第八。
习近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理顺国家机构关系便是应有之义。这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改革初心彼此兼容。邓小平曾就“国家主席”表示，有国家主席代表国家比较好，但对职权可规定得虚一点。”中共将国家主席设为虚位元首，或是避免中共负责人与国家主席人选不同时，重现毛、刘两个主席之争。
事实上，邓小平提议解决了国家主席有无的问题，之前曾变相充当国家元首的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回归“国会议长”身份。而习近平的修宪方案，则让国家主席地位更为崇隆。
1993年以来，中共施行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与总书记三位一体制度，国家主席身份获得中共政党领袖身份加持。在中共党内，十八大后，习近平和六位常委同事建起强势中央，习本人则成为毛邓之后的真正领导核心；十九大更规定常委需向总书记述职制度，总书记绝对领导制已得以确立。在宪法层面，此前需据人大授权才能从事多项活动的国家主席，其地位已随任期限制取消而日益凸显，即重要程度不逊于中共总书记职务。
全国人大发言人张业遂2018年3月4日曾就修宪解释称，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都无任期限制，国家主席也应如此，一方面暗示三位一体制度将更成形，另一方面让该机构宪制地位与意义更相符。此前曾一度行使国家元首权力的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其任期仍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
邓小平1980年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应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对国家元首着墨不多。中共党内领导人权威时强时弱，而将国家元首地位定为一尊，并形成制度，即使在中共一党执政背景下，也是向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靠近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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