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五四”而后，已经过了近一个世纪。固然在场面上，青年节照常放假，“德先生、赛先生”不过脑子地照弹照唱，但反省已然开始--认真地、反复地、从狭义而后广义，叩问这个挟裹了近代中国几乎所有大小事件的“五四精神”！“五四新思想、新文化”意味著新中国的催生么？但何谓新思想新文化--科学与民主？平民参政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这是不是如王康所言，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贬低自已民族的文化传统，甚至诅咒自已的祖先--而他们引进的西方文化思想良秀不齐，结果“害惨”了中国人；或者如曹长青所说“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运动”，最终反爲国共两党的专制奠定了基础？
陈子明给出的是另一个角度--“中国民族主义走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对这一精神资源的新理解。此处的民族主义，当然不是眼下常常戏剧性彰显的愤青摇旗曝场或者乌有之乡之“疑似恶搞”。在2009之际，他耐心地提醒已经在“五四”的老调子里麻木的新世纪中国人：90年前的五月，当一批长袍青年出现在北京街头，他们究竟从什么道理切入，以使这个或“尊王攘夷”、或“排外灭洋”的中国，得以成长爲现代民族国家。
“现代民族国家”--这不是早先青年党和国社党的口号么？而这两个党，不仅曾爲教科书锁定爲反共反人民、投靠国民党当局的“花瓶党”，到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
但国家民族主义确曾是当时民间觉醒者的主调。90年前早春--也即1919“五四”街头呐喊发轫之前的几个礼拜，从科举脱胎而出，具有世界眼光与国民情怀，并且或多或少有过身居要津从政经历的民间独立人士，熊希龄、梁啓超、张君劢……，他们从巴黎把战后列强交易的消息送到北京，期望“民族国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绝处逢生--爲国事忧心如焚的，不仅知识与眼界皆尚青嫩的青年学生；上街呼口号兼痛殴官员，也并非爱国青年典型性格。
“民族国家”，在当时的欧洲尚属新观念。在他新发表的文章里，陈子明再度引述《法国人权宣言》：
“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用梁啓超的话，此即民族和民主建国的精神--
1．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2．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这算什么？以教科书的观念，似乎是，当五色旗、青天白日旗、特别是五星红旗在南京北京升起，这一目标早已达成。但是且慢：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对五四的纪念，就可以狂欢节替代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这一“五四”初衷，到了政客（包括靠“五四”起家的革命家）手里，已成爲当政者出于自身实利（而非国家利益）的谋划。我们只看共和之后的大陆执政者，从袁世凯到国共两党，爲剿灭异己大权独揽，何曾断过与外邦的私下交易？何曾尊重过国民之意愿--比如《二十一条》；比如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比如蒋氏的《中苏友好条约》；比如“共産国际中国支部”从诞生到最终夺取；比如二战光复之后一代接一代的国家元首（从蒋到毛到邓）对侵略者的宽大爲怀；直到最新的北疆与南海割让。
其中爲害最烈者，当属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90年前，好好一个学者陈独秀，以极具性格魅力的呼喊，堕爲时代超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西方国家普世价值（公理）失望之余，成批的中国理想者，落入不顾国家利益--更遑论国民生死--的世界革命陷阱。
陈子明坐在家中的书桌旁，以他奉献于国家民族的少年、青年、壮年美好岁月，以及由此磨练出的犀利目光，对“五四”作出深入思索--这思索，在六四20年之际，似乎更具特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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