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早先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换届大会的内部讲话，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不小关注。身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的邓朴方，此番讲话除了依循惯例谈及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之外，还用较多篇幅罕见论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缩小贫富差距、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等内容。
其中，邓朴方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人关注。他说“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面对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要“争取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左）日前的“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言论，引发外界对于中国韬光养晦的讨论（图源：AFP）
这番论述放在当前中国外交形势上可谓不同寻常。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战由空对空转向实战，不断升级，致使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国内部一些民粹主义声音与狭隘民族主义声音合流，抛出各自盲目自大的论调，比如“厉害了、我的国”和“中国全面超越美国”，令整个舆论场日趋亢奋，直至中兴事件爆发，给许多人浇了一盆冷水。随后中共积极介入，轮番通过官方喉舌批判自大浮夸文风，方才完全扭转风向。令人遗憾的是，盲目自大论调固然暂时遭到抑制，自卑论调却趁势兴起。一些人开始批评2012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转向积极有为，声称这是背离邓小平当年提出的韬光养晦国策，并将中美贸易战责任推给中国外交政策转向。这些声音让有关韬光养晦、积极有为之争，成为舆论热议话题。
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背景，故当邓朴方在残联换届大会上罕见说出“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自然引人关注。这也反过来说明今天中国确有必要重新审视韬光养晦和积极有为。那么，面对舆论上的韬光养晦和积极有为之争，究竟该怎样理解？韬光养晦和积极有为真的对立吗？
其实不然，一些人单从机械的印象就断定今日中国外交的积极有为转向是背离邓小平当年的韬光养晦，实在难以服众。所谓韬光养晦，无论是从词语本身含义还是从寓意来说，都是指对外隐藏实力，不使外露，对内埋头苦干，积蓄力量，着眼长远。显然，韬光养晦本身就是积极有为的一种形式，只不过为了不引起他人警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刻意隐忍，本质上是为了宏大目标而悄悄壮大自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少杰出政治家都有过韬光养晦、后来居上的经历。
邓小平（中）当年提出韬光养晦是有时代背景，而且他在主张韬光养晦的同时，也强调在国际上要有所作为（图源：Getty）
换言之，韬光养晦是个体或国家在处于弱势时一种具有进取心的明智之举。时间回到邓小平时代，当时他及后来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主张韬光养晦，正是由于中国自身发展严重滞后，总体上仍是贫穷落后，不宜重蹈文革时期对外输出革命的教训。为了给中国现代化创造积极外部条件，让全社会能安心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对外交往奉行不出头策略，尽量守拙。恰巧的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仅基于和中国的巨大差距，以及联合中国遏制苏联的战略需要，未将中国视为对手，而且为了经贸利益和国际合作，对中国相当友善，甚至有人主动帮助推动中国现代化。可以说，正是由于当时中国因应现实需要主动选择不出头和守拙，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友善态度，才让韬光养晦国策成为可能。不过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对外韬光养晦的年代，邓小平亦提醒过：“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后来中国的情况，众所皆知。由于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奉行韬光养晦政策，集中力量不断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才得以快速持续发展，最终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点上，今天中国确实应该感谢邓小平及后来的领导人们，正是因为他们敢于压住一些盲目自大的民粹压力，才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美世纪博弈根源在于彼此的意识形态分歧、利益纷争及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图源：VCG）
然而“时移世易，变化亦异”，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不仅中国实力发生质的提升，成为引人注目的全球大国，如同房间里的大象，已再难以简单靠韬光养晦来壮大自己，而且西方阵营尤其是美国亦愈来愈警惕中国崛起，中国已经从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变成了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此外，中美近些年来已无共同的外部对手，中美之间，一个作为崛起大国，一个作为守成大国，其结构性矛盾必然会充分暴露。这些再加上中美之间迥然不同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和经贸利益的竞争，双方世纪博弈几成定局。在此新的形势下，不论中国怎么韬光养晦，甚至如一些人所说的在美国面前夹着尾巴，也不可能消除对方的遏制之心。
正因如此，今天中国固然应该继续坚守韬光养晦精神，时刻警惕盲目自大的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踏踏实实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但与此同时，适当在韬光养晦基础上转向积极有为，亦是大势所趋。这不仅是因为来自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阵营的压力和遏制，令中国不得不设法积极作为，为民族复兴目标创造有利外部环境，而且还因为中国已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无论内部民众还是国际社会都有更高诉求，希望中国能因应实力提升保护民众和国家利益，承担必要的大国责任。毕竟在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都不忘提醒国人在韬光养晦之余，国际上要有所作为，何况今天面对内外期冀，实力早就今非昔比的中国能不积极有为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2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在韬光养晦基础上转向更加积极有为，确实有其内在合理性。外界解读中国外界转向时，不可教条主义和刻舟求剑，不能将韬光养晦和积极有为的内在联系割裂开来，而是要看到二者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对于今天中国来说，自然应该发扬韬光养晦精神，认识到韬光养晦是一种立足长远的大智慧，但并不意味着对外绥靖、懦弱，而是要与时俱进地积极有为。
当然，在此过程中，不论是为了与自身实力相匹配，吸取“满招损、谦受益”的经验教训，还是为了减少美国等西方阵营的戒惧之心，尽最大可能继续创造机遇期，中国都要警惕崛起过程中一些人的暴发户心态，尤其不能让盲目自大的民粹主义干扰国家政策走向，不断努力解决问题，补齐国家发展的现代化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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