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明报》50周年，总编辑张健波和执行总编辑冯成章在2009年3月3日及3月10日，分两次与同事共对谈了逾6小时，分享新闻工作的经验和心得。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挑选了几个片段与大家分享，看看两位新闻人如何贯切明报的信念----—报纸，是社会公器。
88年，《明报》多了两个大学生
梁﹕今日的对话，由张波与Simon在1988年决定加入《明报》说起。我们想趁报庆50周年的机会，请他们忆述这20年间在工作、管理上的决定，与大家分享经验。
1985年，《明报》原老板查良镛要聘请20个大学生到《明报》工作，1988年，张波和Simon等几个大学生终于到位。
张﹕我是86年10月先到《明报月刊》上班。Simon在88年到《明报》。（Simon﹕是10月23日）Simon到来后，我才从月刊上来《明报》，所以我加入《明报月刊》是86年10月，进《明报》则是88年。
这里有一些背景值得交代，方便一些年轻的同事了解。首先是社会环境，当时的景是，82至84年的中英有关香港前途的会谈，对香港社会造成较大影响，不仅《明报》，其他报纸都有一些相应的举动。在那个年代，相对较少大学生当记者。这是整个社会的变化。当时我与杜耀明（现职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加入了《信报》，其他报纸都有一些相近的动作。《明报》在我和Simon加入之前，已找来了Margaret（吴霭仪，现任立法会议员）当副总编辑，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
冯﹕我补充一点，最近梁享南与我提到这次对谈的概念后，我重新组织这20多年、即接近四分之一世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是这样理喻整个过程的﹕今日我和张波谈的其实都是社会的经历。就像在一条长河中，时间不断前进，河上有一条船，这条船叫做「明报号」，它发生了很多事，涉及好多人；这条船上发生的事和人，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985年8月，我们第一次几个人应邀与查先生共进晚餐。那间酒家现在还在经营，在湾仔，我还记得自己当晚第一次见到有这样惨烈的菜式----火焰醉虾。
他们（厨师）用一个玻璃盆，里面放了一些酒，把活虾醉在盆内，有个玻璃盖，你可以看到那些晕了醉了的虾，当侍应过来点覑火，虾在玻璃盆内挣扎。直到现在，回想那次会面，我也是先从这个菜式记起。
第二件事，当晚查先生谈的大理念，张波刚才提过，我们事后写了一份建议书给查良镛，把我们当时对《明报》的期盼说得比较清楚。简单总括，就是两个字----中国，吸引了这几个年轻人考虑进《明报》。当时社会最大一个议题就是香港前途，香港的前途一定会影响报业，跟覑就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
我不记得认识张波是哪一年。我自己进传媒这一行是1979年，考进香港电台当记者。当时，（时任）港督麦理浩访华见邓小平之后带回来一句说话﹕「请投资者放心」。大家知道，改朝换代是一件好惨烈的事，最后事实印证了这是真的，由谈判到回归，10多年内有数以十万计家庭选择离开香港。差不多每个家庭都会有亲友离开香港移民他去。
第三点要提的就是，（进《明报》前）谈薪金的过程令我感受到中文报章的待遇问题。当记者绝对不是一份比公务员高薪的工作，至今天，大体上也是这回事。
跟进于品海有案底
梁﹕1993年，于品海接掌《明报》，《经济日报》在1994年刊登了一段新闻，指于品海在加拿大有过案底。《明报》跟进，写社评。
张﹕《经济日报》1994年10月10日在内页刊登了这则报道，我们第二天立刻跟进，10月11日报道于品海承认此事，当时在要闻版做二条（第二条最重要的新闻）。
新闻连续报道了好几天，直到后来报业公会开会，那时于品海是报业公会主席。10月20日，我们发了这段社评----〈严以律己，捍卫公信〉。
梁﹕你们写的时候，于品海是不知道的？
张﹕《明报》享有高度编辑自主权，大老板没有插手编务。21日上班，于品海叫了我、董桥（时任《明报》总编辑）、Simon入主席办公室。
冯﹕我记得，大概是他问我们，为何做那么大篇报道。那时董桥是总编辑，张波是执行总编辑，负责版面的是张波。当时张波说了刚才的理念﹕报纸是社会公器，应该担当看门狗（watchdog）的功能。我不记得当时具体字眼，于品海大致是说﹕一头连喂养的主人也分不清的狗，其实是癫狗！自己在咬谁也不知道！
张﹕当时我们真的打从心底里没想过要令他难堪。我还问他﹕究竟香港《明报》谁拥有最多股权呢？你自己作为大股东拥最大股权，超过1亿股，当时《明报》每股逾5元，如果我们这样监察别人而不监察自己，最终受损的就是《明报》的商誉，《明报》股价每跌1元，你会不见多少钱？你应该多谢我们，而不是骂我们。
〈李鹏中枪〉？
梁﹕《明报》的编採原则是什么？比如「六四」事件，谈谈採访的困难吧，当时北京几乎全被封锁了。
张﹕当时很多信息是无法核实的，有些根本无从判断真假，而且很受当时的情绪牵动，不止是编辑室的，而是受整个社会的情绪牵动。大家回看，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李鹏中枪〉（1989年6月6日头版标题）。採写这宗新闻的是我们一位很资深的同事，曾经做过许多很好的报道，但当中就夹杂了一个这样的错误报道。作为一个把关的编辑人员，当时的抉择是「报还是不报」？这是我们一直耿耿于怀的错误报道。后来，对于一些不是太有把握的消息，我宁愿不报。这宗新闻是很值得记取的教训。
那位同事是相当好的资深记者，「六四」期间做过很多好报道。
同﹕当时是把这新闻放在头版，那时候你真是相信是真的？没有什么怀疑？
张﹕我当时判断的淮则是，判断那位同事做过的报道，即是我们说的往绩，由于他本身是资深记者，而且过去的报道也没有问题，当晚稿来了，也没有怀疑可靠性，而且当时兵荒马乱，无从查证，于是就签发了。
邓小平逝世看新闻的求证
梁﹕97年2月19日傍晚，邓小平逝世消息传出，但官方迟迟未证实，当时如何应对？新华社是在2月20日凌晨2时44分才出新闻，宣布邓小平逝世。
冯﹕我记得当晚的过程，大概吃晚饭、即晚上七八点的时候，我们收到邓小平病重的消息，要作好淮备。但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待新华社正式宣布死讯，才出新闻。
现在大家回看翌日版面的小题，很清楚，邓小平是在晚上9时08分逝世的。但其实当晚我们很早就知道他快不行了，因中国版的同事早就向我们报告了这个消息。
梁﹕这样的大新闻，该如何判断和拿难，实在很考人。特别是报纸，还要考虑出纸（印纸）的时间……
张﹕做新闻，一定会有错，因为当中牵涉「判断」。除非做到很保守，凡不能肯定的都不刊登，除非我们只是等消息公布；否则就要看你的判断……例如说李鹏（中枪）这事，负责的同事过去做回来的新闻很多都是确实的，往绩很好，因而今次「中枪」这新闻，既然来自同一消息来源，应该是正确的（虽然结果最后证实是错的）。既然做新闻难免有错，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一点，就正好引入我们要谈的更正栏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要在发表前经过一定程序，求证、核实，如果还是出错了，我们就要更正。
我想举中国组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先谈失败的教训，（有一个记者）要核实一件事，他竟然只是找当地的行家查问，就当作是核实，这是错的做法。至于成功的经验，例如2007年10月，关于曾庆红退休的新闻，同事不但亲自到北京摸底，同时也有不止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都是指向这个（消息）的。
我们写的时候，也清晰指出，本报几名记者从多个不同渠道採访所得，曾庆红极可能会退休。不久后的官方公布证实曾庆红真的退休了。
对于错误，我们当然要避免，但是不要因为怕错，而把所有不是正式公布的东西都放弃；我们要求核实，不是随便打个电话就算做核实。
冯﹕我想补充一下。做新闻，我们很多时会碰到很多没办法核实的消息，例如国家领导人的去留，他们的升迁上落、病或健康。很多时，这都是不可能掌握的，也无从考核，即使我们正式查询，一般而言，也不会有人向你说清楚。
我对同事的要求就是做一个老实人，将我们所知的东西，包括描述消息来源，尽量把情向读者呈现。例如在一份文件看到一个消息，但无法核实文件的真假，我们就告诉读者，从一份文件得悉这回事，我们曾试图核实文件的真伪，但有关单位未能证实此事等，清楚告诉读者，我们的消息来源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拿难的方法，是比较容易在现实世界运作的。如果我们把所有不能核实的事都丢弃，往往有很多新闻都不能见报。
锺意份工如此襟捞
梁﹕《明报》换了两个老板，但编辑方针不变。
张﹕91年3月1日，《明报》的招股书，当中提到查先生年代定下的编辑方针，非常扼要﹕「全面客观，不偏不倚」。
于品海在91年12月12日跟查先生谈好后，开始fade in（逐渐参与），到92年7月开始具体主持一个有关《明报》方针的讨论。
我们的讨论，不局限于编辑部，而牵涉到发行等等，方法是说了现象，再说implication（启示）是什么，然后制定接下来的做法，而编辑方针不变。两次老板转换，编辑方针都没有变。
梁﹕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传媒这行业做这么久？
冯﹕之前我在中环碰到一位中英谈判时代的行家，他问我，「乜你仲鳋《明报》，咁襟捞？」我回家也想，不经意已经做了这行30年。我的体会是﹕第一，我要好锺意这份工，第二是知道自己做什么，遇有困难，都不停告诉自己要努力坚持下去。
张﹕4个字，「乐在其中」。如果有N份工选，你还是拣这份，一定有原因。如果是为钱，根本不应该入这行，因为金钱报酬低于很多行业。我们稍为好运，经济比较好，所以1978年入行的时候有多份工供选择，因此想得很清楚，是因为锺意份工；对回报的看法也有影响，我是将回报一分为二﹕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部分（即金钱），这工作是不够吸引的，但如果将无形部分计算在内，工作过程中得到的满足感，则是很值得的。
最理想的明报﹕销量高公信高
同﹕刚才谈两换老板，可否也谈谈张晓卿时代？
张﹕张晓卿是《明报》3位老板当中，给予我们最大自主权的一位。他早期是派3个人来管理《明报》的，后来减少至两人，其中Francis（张裘昌，现任世界华文媒体集团行政总裁）是总主管，而翁昌文先生（编务董事）就是我的直接上司。在3个老板当中，目前的编辑自主权最大。
同﹕我们都知道，你们是讲理想的人。你们理想中的报纸是怎么样？《明报》离这有多远？
张﹕我们相信查先生而加入了《明报》，就是为了理想。我理想中的报纸，是叫好又叫座，即是销量高、公信高。现在《明报》离这个理想还很远。
同﹕这好像很难两全。像《纽约时报》，公信好，但销量一定不及小报。
冯﹕也不一定，美国报纸的销量，应以《华尔街日报》第一，强（陈锦强、《明报》副总编辑）你的考量是对的，但漏了一个dimension，就是社会有进程。报刊和媒体，都是社会的产物，随覑社会的改变，它也会有改变。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报刊。我有一次到欧洲旅行，去到德国，我不懂德文，问人哪一份是最畅销的报刊，拿起来，那份报纸整张都是文字，我问「咁都得？」对方说，对呀，因为德国人很喜欢文字，很喜欢抽象概念；文字是承载抽象概念的最佳工具。但如果换了是香港，这份报纸肯定不行。我想给大家一个安慰﹕总会有机会的，当社会的民智有一天发展到德国的水平，到时候，若然还有报纸，也应可能是如此。
张﹕如果要找一个具体成功的参照对象，我会提Discovery Channel。它在现实世界是存在的，也是我梦想中的媒体。你会觉得它有趣味，同时也很有知识性，看了有所得，再贵也值得付费收看。如果《明报》内容组合能够做到这两个元素，我相信有机会办得比现在更好。
这两个元素很简单，第一是知识性，它不会谈什么迷信、反智之类的东西。第二就是趣味性，它擅于讲故事，拍出来很吸引。如果我们能借鑑这个方程式，做新闻时做到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我相信会比今天更marketable。
当然说就容易，做就困难。查先生找我们进《明报》，从第一日他就问，「《明报》是否很闷」？我们到今天，仍要继续努力，《明报》是否可以discovery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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