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事件”是“文革”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王力先因这一事件而名声大噪，其个人声势达到了顶峰；后又因此事件而迅速倒台，身陷囹圄。现今国内不少书刊文章都将王力在“7・20事件”中的表现归结为王力的个人行为，有意忽略了造成此一事件的真正原因。2005年第4期的《党史博览》发表了一篇署名霞飞的“王力沉浮录”。文章说：“王力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大局的思想”；所以，“这个事件纯粹是王力捅的‘大娄子’。”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毛泽东一行于1967年7月14日晚抵达武汉。17日毛泽东对武汉情况还颇为乐观。王力回忆说：“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总理的部署，是毛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总理讲的这三条方针，主席一条也没改变。”王力还回忆说：“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面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周恩来在7月18日武汉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以上会议上提了8点意见，这8点意见事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即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周恩来8点意见的核心内容是：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二，肯定“工人总部”等 “造反派”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参加武斗。七，军区在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周恩来宣布的武汉问题解决方针，一开始就遭到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的公开抵制。陈再道“情绪极端激动，拍了桌子，不满周恩来讲话，言语直接冲撞周。”陈再道甚至扬言：“周胡子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还不知道？”“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恩来也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周恩来在当晚即离汉返京。
王力根据毛泽东与周恩来对武汉地区“文革”运动所定的调子，在7月19日凌晨到武汉水利学院发表了一番讲话。现在国内党史界讨论武汉“7・20事件”的文章大都强调，王力在这次讲话中就武汉问题作了4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钢工总”平反；“钢工总”等“造反派” 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而王力这4点指示便是引发这一事件的根源。这种流行的看法是不准确的。
通观王力这次的讲话，其说辞大都是套话，主要内容是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强调“造反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对待解放军等等。当时王力并未对外公开周恩来提出的4条或8条意见。该日下午3点至当晚，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谢富治传达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精神，王力着重讲有关“文革”的理论问题。此时武汉独立师的师长、政委都相继愤而退出会场，回到师部后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其实无论是“4点”还是“8点”，其核心内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毛泽东心目中解决武汉问题的底牌。王力谈话的精神就是来自毛泽东、周恩来解决武汉地区“文革”问题的方针。
周恩来在7月18日的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以上会议上曾明确宣布会议纪律，8条意见不作传达。但是，在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的怂恿下，武汉军区独立师负责人在7月18日不仅违反纪律擅自向下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内容，使部队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19日晚和20日还纵容军队参与了冲击军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及揪斗王力的行动，扩大了整个事态。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也抵制中央的谈话精神，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争浪潮，其矛头直指中共最高领导层。毛泽东、周恩来试图支持所谓“造反派”而压制“保守派”的方针政策，遭到武汉军方和部分民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击。王力不仅被揪斗、批判，甚至还在逃亡途中受伤，成了武汉军人发泄怒气的直接对象。周恩来不得不紧急赶回武汉，安排毛泽东脱离“险境”。此时，毛泽东也不得不灰头土脸地紧急飞往上海，逃离这块是非之地。毛、周二人解决武汉“文革”问题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破了产。
现在官方的说辞总是强调王力在事件当中的责任，夸大了王力个人的因素和作用。“7・20事件”的实质就是，武汉的军人发泄对中央处理武汉“文革”事宜的不满，以实际行动抵制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只不过他们未必很清楚，那几点指示实际就是来自最高领袖毛泽东，只好拿王力当出气筒，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王力后来说：“其实，这4点根本不是王力的指示，而是中央在北京确定的方针。王力既未参加制定，又未传达，而是总理代表中央讲的。”周恩来1967年7月25日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也印证了这一点：“我在武汉讲了4点，又讲了8点。4点、8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由此可见，王力个人在事件中成为毛泽东、周恩来错误方针的替罪羊。武汉“7・20事件”并非王力“捅的大娄子”，而恰恰是毛泽东自己的极左路线“捅的大娄子”。
“7・20事件”使毛泽东认识到，他的那套支持左派“造反夺权”的“圣旨”并非永远畅通无阻，过分压迫军人有可能真的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毛泽东不得不设法在日后缓和“文革”运动对军队的冲击，对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们采取安抚、怀柔政策，陈再道、许世友、韩先楚等一班军队高级将领后来的境遇得以好转。事实证明，王力这位熟悉马列词句的中共中央的理论能手，并无对付地方上复杂多变状况的经验。日后中共将武汉“7・20事件”的原因归结到王力个人身上，实乃避重就轻，为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责任作开脱，使王力承担了原本不属于他的罪责。
这里顺带一提的是所谓“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这个问题何蜀有过论述。笔者想强调的是，《红旗》杂志1967年第12 期发表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一文。该文提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但该文的写作与王力无涉。据叶永烈对王力与林杰的采访，该文乃《红旗》杂志编委林杰起草，关锋修改后由陈伯达签字发表。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秉承毛泽东、江青等人的旨意，在1967年上半年不断以《红旗》杂志社论和《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其要点确实都离不开中共中央宣传的精神，特别是响应毛泽东的“夺权”号召，而“7・20事件”后批判武汉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等等，这些并非“中央文革小组”里几个“秀才”的发明创造。另据王力回忆：“关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问题，这是中央常委和文革小组讨论的（我因病没有参加），康生打电话到上海，经过汪东兴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同意后采用的。”但是毛泽东看到“7・20事件”后军队内普遍存在不满情绪，军人不同于各级政府的文官，对军人的过分压迫将会适得其反，弄不好就会自食其果，武汉发生的这起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因此，毛泽东在此时希望对“文革”运动作出某种程度的调整，适当地“刹车”、“降温”，以平息军中将领们的不满之情。于是毛泽东借题发挥，翻脸不认人，将几个执行他的“文革”政策、为其“文革”大业摇旗呐喊之文人抛出来加以打倒。这也是毛氏典型的行事作风：毛泽东一贯正确，坏事都是别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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