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二个月，“二十国集团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的宣言”发布，该宣言将此次危机视为金融监管对于创新风险的管控不到位。宣言指出“一些先进国家的决策者、管理者和监管者，未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对潜伏并滋生在金融市场里的风险进行充分理解，及时处理，对国内监管行为产生的系统性影响也考虑不周。”于是监管加码，创新受限，危机的影响时至今日仍在呈现。彼时，忙于扑火的各国精英们尚不及关注到此次危机与以往有什么潜藏的不同。
次贷危机的科技注解
在拯救美国银行系统的时候，时任美国财长的亨利•保尔森一定不会想到，这如山呼海啸般可能瓦解现代金融系统的危机竟然可以追溯到一款20年前出现的软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华尔街发生了太多的精彩故事。1983年，波士顿第一公司和所罗门兄弟公司设计了第一款抵押担保债券（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产品。抵押担保债券存在着定价的难题。因为在设计时需要预测每一笔贷款清偿的利率以及可能发生违约的概率；在存续期需要追踪资产包中的每一笔按揭贷款的情况，这显然是一项十分繁复的工程。资产包情况的预测与管理难度限制了抵押担保债券的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储贷危机发生，投资者试图找寻到风险分配更为合理的投资标的，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包括抵押担保债券在内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展。华尔街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方法用以“灵活加速”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程序化交易让华尔街看到了电脑算力对交易效率的提升，这促使很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尝试更多的“金融创新”。这三件事情促成了资产证券化领域最重要的“科技创新”。
1988年，一个名叫迈克尔•奥辛斯基的华尔街程序员开始供职于雷曼兄弟。任职期间他设计了一款软件成功解决了上述的复杂问题，实现将不同情况的抵押贷款装入资产包并输出为统一标准的债券。不仅如此，这套软件系统还可以将债券进行“无限”切割调整，以设计成符合投资者收益率和风险偏好的新债券产品。最关键的是，新债券无限“生产”的时间仅仅只需要几分钟。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过迭代，这套系统可以支持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等新类型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即使底层资产质量良莠不齐，都能够获得一个市场认可的定价。于是次贷资产大量成为证券化产品的底层资产。截止1998年底，超过25家华尔街金融机构采购了这套系统。自1998年开始到2003年，与住房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化产品总额翻了三倍，达到7.3兆美元；而在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管理局登记在册的次级贷款从850亿美元飙升至4500亿美元。2003年之后的故事就已为人熟知：住房市场的衰退使得大量次级贷款开始违约，风险通过MBS、CDS等工具传导到金融市场，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发生。迈克尔•奥辛斯基没有在华尔街亲眼目睹自己的创造成为引发危机的“炸弹”。2001年，他因为该系统的著作权纠纷被当时证券化市场上最大的“现金流供应者”Index公司告上法庭而被迫“退休”；他设计的这款软件推动了资产证券化的“普及”，放贷银行分散借款风险，迅速回笼资金，继续发放贷款；投资银行打包资产，创设大量融资工具，获得超额利润。
是科技造成了危机的爆发？
大厦将倾，没有一片羽毛觉得自己有责任。危机的爆发也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原因，但是现代金融危机中，科技因素总难以摆脱关联。科技带来的创新往往可以提升行业效率。只不过，现代科技的运用早已突破19世纪时电报、铁路、运河、蒸汽船等发明给金融带来的变革程度。明斯基评论科技进步给金融业带来的主要益处时，强调了信息不对称的改善，投融双方的成交上升的同时能够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极大拓展市场容量。然而，创新带来的兴奋往往会掩盖现代科技运用的风险。在监管与创新博弈的背景下，科技放大了风险防范与管控的难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P2P行业。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P2P向长尾客户提供融资机会，匹配游离于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投融资双方，有效提升了效率。而也正是互联网技术的便利放大、加速了P2P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前段时间的爆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投资者羊群效应造成的。
现代金融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利用科技不断对抗反身性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金融市场的均衡。各种噪音、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决定了现实市场中，均衡往往是理想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技的创新发展成为了市场理想照进现实的路径。价值规律的魅力就在于，科技对于信息不对称的改善，对于市场时空限制的改善遵循着“看不见的手”支配，同时在客观上体现了一定的负责任伦理。一般来说，科技创新存在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科技创新有效实现和促进金融业务逻辑。金融创新很多时候是灵光乍现，从创新到业务需要技术手段、制度模式、市场供需等诸多因素的结合。市场供需关系是业务创新的前提，制度模式是业务创新的外部因素，技术手段是“更好更快”实现业务创新的方法。在这种路径中，科技更多地扮演了工具的角色。1971年，以全电子化交易作为创新手段，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纳斯达克（NASDAQ）上线。该系统上线伊始，交投并不活跃。为了提升报价系统的活跃程度，纳斯达克系统引入了做市商制度。该制度的设立与全电子化交易的创新一经结合，马上引起了热烈的化学反应。在之后的将近50年发展历程中，技术工具成为纳斯达克“攻城略地”的不二法门。第二条路径，科技创新不同程度改变金融业务逻辑。与科技扮演业务创新的工具不同，第二条路径更体现了金融监管与创新的演化博弈过程。一方面，科技作为“突变因素”，改变了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均衡。高频交易与交易黑池可以最好的诠释技术的突变因素。经过多年发展，高频交易身披华尔街交易员给与的荣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市场交易的方式。就在监管部门仍然头疼于如何监管高频交易时，为了避免高频交易的滑点现象，黑池交易平台应运而生。借助科技的手段，这种交易平台更加隐秘、不透明，更加缺少监管。另一方面，科技突破了“突变因素”的角色，使得创新和监管都在数据化的层面上剧烈变动。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进入了智能化时代，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重构金融监管与业务的逻辑——因果关系被相关关系所取代，大数据技术通过挖掘事务之间的相关性来构建全新的金融业态。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曾做了一个经典的大数据分析的示例：如果数百万条电子医疗记录显示橙汁和阿司匹林的组合可能治疗癌症，那么找出具体的药理机制就没有这种治疗方法本身来得重要。迈阿密大学和纽约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曾经发现，借助神经网络算法分析过往历史数据，道氏理论规则被大数据重构，形成全新的市场动量交易策略。
科技创新有时候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赫斯塔特风险爆发后的将近二十个年头，十国集团的国际收支与清算体系委员会发表《阿索普报告》仍然试图通过协议安排解决外汇异步结算风险；到2002年全球持续联结清算系统（Continuous Linked Settlement）正式运行才通过技术的手段实现了中央对手方设计，并最终实现了货币的实时兑付（Payment Versus Payment）。三十年之后发生的外汇市场技术革新，时间长得让人忽略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科技创新有时候程度较低。在巴林银行危机发生的时候，电子化设备已经大量装备。可是由于录入账目的电脑稳定性不佳、频繁出错；电脑的运用也仅仅是改换了一种记账的模式，尼克•理森可以用各种方法逃脱总行的监管，以致于酿成系统性风险。
危机之后的十年创新
回到前文的设问：是科技造成了危机的爆发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要比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蒸汽驱动的铁路系统？”这个技术史的李约瑟难题还要艰涩。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威廉•戈兹曼从另一个角度做了注解：1990年代的金融市场泡沫之所以发生在美国，就是因为美国的科技造就了“新金融”。目光拉回到2008年之后，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危机重创传统金融的同时，科技越发地成为创新的主角，并持续开拓广袤的生长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曾经撰文表示，“从动态经济史观看，每次的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变革必然会给惰性领域或既有部门施加压力。”在危机之后的金融创新浪潮中，中国与美国并列走在了前面。究其原因，美国的科技驱动成为深入骨髓的基因；而中国公私各个部门的积极态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科技公司的“降维打击”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科技化创新。以第三方支付作为发端，中国的金融从业者开始感受到“金融+科技”的魅力。大数据风控、众筹、P2P、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银行等等都体现了姚所长所说的流程变革、组织变革、体系变革。
但这远远还不是尽头。抛开“对抗金融反身性”这类文学色彩略显浓重的描述，科技对于金融的改变是基于数学的，甚至于《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核心标准也是在伯努利的大数定律基础上所进行的设计。这也是本轮金融创新中，科技扮演的角色突破了传统“突变因素”的最底层原因——科技与金融天然是量化的、数学的，一致的。遵循这一原理，金融监管也正在进行着基于底层原理的“科技进化”，进化的过程就是监管科技。监管科技的发展必然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数据层面的技术处理，指的是为了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目标，应当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两头发力，实现自动化报告、数据管理、虚拟助手、不端行为监测分析等科技监管方式。第二个阶段，算法层面的数学分析，指的是通过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算法，将金融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得到“最优解”。例如，债券市场的基础价格规律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算法与交易所的监管拟合，从而获取最佳的监管强度。回过头来看过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金融风险事件，如果能够有监管科技的介入，故事可能就会被改写。巴林银行的风险从积蓄到爆发的全过程中，有很多时机可以通过监管科技的方法进行卡位。
回望金融发展史，创新比比皆是，层出不穷。或许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间以及未来，最重要的创新就是监管科技。我们期冀着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会因为监管科技的出现而有所变化。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描述了这样一个技术变革的场景：伦敦的居民可以躺着床上喝早茶的同时，使用电话来预订各类他想要的产品；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方便地将他的财富投资于自然资源和企业中。我们大胆猜测，主张政府干预的他，也会对近100年后的监管创新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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