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上的主旨讲话正在吸引外界的注意。这一自4月博鳌峰会后第二次谈及开放相关措施的发言再次强调了北京在改革开放领域的新动向。
在开放等重大问题上，以阮富仲为首的越南当局有着强烈的意愿（图源：新华社）
当习近平在大会上谈及“世界应该怎么做”“中国应该怎么做”时，这两大内容同样也是前往上海参会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希望尽快解决的问题。越南和古巴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相对于古巴来说，越南在“改革”上的需求是迫切的。这种急切的表态在越南总理阮春福抵达上海参会前一天的大会表态上可见一斑。在阮春福4日主持的越南政府10月例行工作会议上，他甚至专门强调“不实施改革创新我们将失败”。
为此，越南似乎已经拿出了两手准备。其一就是在进博会后“为越南产品对中国市场出口创造机会”，其二则是准备落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及进步协定》（CPTPP）等国际项目。而就越南国情和经济现状来说，前者的影响可能更为突出一些。
而就中越首脑会见的具体状态来看。北京可能也发现了越南的需求。这就让习近平专门强调了“中越要保持两党两国高层密切交往传统”的进程与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对接的政策走向。
考虑到河内方面也发现了中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体现了中国坚持扩大开放、坚持自由贸易”的决心。当河内强调自己“愿抓住这一机遇，扩大对华出口”时，越南在中国改革开放面前借力“革新开放”的意图就很突出。
事实上，越南在2017年以来的很多“改革”行动都在借鉴来自中国的理论根据。资料显示，从2016年越共十二大至今，越南的经济环境相当有利。但这种相对有利的环境背后折射出的则是越南体制上的混乱。这就让河内方面需要随时从中国处取得相对先进的理论和建设实践。
古巴首脑迪亚斯-卡内尔（左）并未第一时间前往上海，但这并不代表古巴的改革意愿不强（图源：Reuters）
从历史的角度看，河内当局可能正在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考验：越南南北两地几千年来从未有过有效管制并统一的历史。胡志明市与河内两地本身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基础：越南北方还在“革新”时，越南南方就已经全面自由化起来。这就让越共虽然尝试采取中共的管理模式，但该国的国情就要求他必须体现出自己的独特之处。
相比之下，派出其最高元首前往上海参会的古巴在改革问题上的诉求可能就显得相对不那么突出。
现年57岁的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iaz-Canel）接替86岁的劳尔·卡斯特罗（Rual Castro），成为了新一任古巴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后，古巴虽然在2018年7月后开始其改革、修宪等一揽子进程，但当卡内尔并未在第一时间前往上海，在5日进博会开幕时仍在朝鲜强调要“建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时，外界也不难发现，中国和越南式的改革对古巴就有点距离了。
当然，对长期致力于外交多元化的古巴来说，该国可能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寻求与中国的接触和合作。当古巴的拉美外援委内瑞拉不景气时，古巴便积极发展同中国和俄罗斯的经贸合作。至2018年，中国已成为古巴最大货物贸易伙伴，中国资本也开始投资古巴机场、港口、码头、公路、通讯、酒店等旅游设施建设。
可以预计，未来的古巴领导人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部执政环境。但当古巴开始把“共产主义”的远期目标调整为建设“社会主义”时，至少外界可以看到该国正在逐渐摆脱冷战束缚，转而向市场经济等方向。
毕竟，对熟悉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沿革的分析人士来说，中、越、古各国间可能已经因制度的差异而拉开距离，并在制度演进的南辕北辙之际促成不可逾越的差距。而这点问题也同样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虽然在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们走上了彼此相异且难以被归纳成为“殊途同归”的发展道路，但北京的经验仍然能给相关国家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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