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派学者张鸣痛批重庆高考政审：薄王余毒

近日，有报道称，重庆市将进行高考报名，但是每个学生必须通过政审。此事受到外界痛批。

2017年6月7日，在重庆南开中学考点门口，一群穿旗袍的考生家长格外引人注意，她们说穿旗袍寓意“旗开得胜”（图源：VCG）

北京时间11月6日，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报道，11月7日至16日，重庆市将进行2019年普通高考报名。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称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录取的必备材料，将反映在考生综合素质评价中，是高考录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

此事已经曝光引起外界广泛批评。中国自由派学者张鸣11月8日12时17分在微博痛批：重庆高考又需要政审了，说好的受教育权呢？一个年轻人，政审不合格，就没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了吗？这边定心丸还没吃下，我真的怀疑，重庆这招儿，是薄王余毒。

这条微博已经被删。

薄王余毒是指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与公安局长王立军实施的唱红打黑，被舆论指责是文革遗风。

张鸣在发上一条微博之前5小时也在痛批政审，“电视台在播纪录片西南联大了，一边称颂西南联大，一边把大学管死，这里面，好像有点什么不对头啊。”

《重庆日报》，政审就是对考生的政治思想品德及现实表现进行审核。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属政审不合格：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此外，报考军警、公安以及有特殊要求的院校，公安部门和院校会对考生进行再政审。

有关高考政审，最严苛时候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之后。从1958年起，高考前对学生严格政审，依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把学生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有的地方用不予录取）。

当时，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只要是高考政审表上被盖上“不宜录取”或“不予录取”印章的考生，尽管品学兼优，高考成绩优秀、优异，甚至是当年省文科、理科“状元”，其结果必然是“名落孙山”。

文革期间，中国的高考制度中断。1966年全国高考取消，大学停止招生。1970年大学开始按推荐制招生，后来这些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中共现任领导人中，很多人都是工农兵大学生。有人还险些因为政审而上不了大学。

1971年至1976年这六年，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实际上“不宜录取”仍在延续并扩大化。文革中，出身不好的青年范围扩大了，不仅对原来的出身更加看重，文革中挨整的人，其子女也得受歧视，当然不能被推荐上大学。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主导之下严苛的高考政审得以改变--邓在审阅招生标准时要求政审“摒弃繁琐，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盛行，在1977、1978年的高考中依然有诸多考生因为“不宜录取”政策仍在延续而落榜，尽管他们的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

比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77年高考时就因刘少奇冤案当时尚未平反而受阻，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准予参加高考，被录取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著名记者陆铿回忆录中记述，其子在恢复高考后在四川省报考医学类研究生受阻，当时在香港工作的陆铿不顾一些朋友的劝阻，大胆地上书给邓小平，经小平同志批示后该问题才顺利解决。

此后4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高考政审就开始淡出公众视线，除了一些特别情形，诸如军校和国防生之类需要单独进行政审外，中国上过大学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政审，更不知道政审表为何物。可以说，高考政审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故纸堆。

哪成想，在2018年，中国恢复高考40年的这个初冬，因为重庆的一纸公文，时隔40年高考政审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