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9月末考察中国东北地区，日前中国负责经济发展重要部门——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多省投资数据，其中包含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东北地区投资增长1.7%，增速与前8个月持平。
尽管经济有所回暖，但是中国东北地区从2013年以来持续下滑的局面并未得到转变。北京政治观察人士表示，在今天中国政府已经在政策领域对东北三省进行扶持的情况下，中共决策层面的制度或许可以考虑向东北进行倾斜，通过政治制度的调整，将影响传导到经济领域中。
东北入局历史空白 是否应当改变？
在中国的政治金字塔中，拥有最高话语权的是由25人组成的政治局。
纵观中国地方大员入局历史，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地区皆有入局记录，唯有东北地区入局历史空白。黑龙江、吉林、辽宁一直以石油、煤炭等重工业闻名，被称为“共和国长子”，但东三省的大员始终没能进入政治局，这也反映在中共高层决策中地方话语权分布的独特现象，其中的原因值得玩味。
在中共政治局中，一直没有现任的东北地区地方大员“入局”（图源：Reuters）
东北地区曾因拥有众多实力雄厚的中国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龙头，但随着近年传统行业衰落、加之中国国内产能过剩，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东北地区的国企如何在新形势下进行改革，成为影响东北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国企的改革则需要在中共的整体布局下进行，因此，政治局中缺少东北地方大员，或成为中共决策的短板。
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北京、天津、河北之间的地区界缐逐步被打破，三地公共政策更趋协同，中央对京津冀地区具有绝对话语权。因此，北京与天津在国家战略发展上可能出现职能重迭的现象。因此，将有限的政治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减少京津在中央决策中的话语权重迭，增加东北地区的话语权，未尝不是一个选择。
谁能入“局”
从1949年以来，中共中央层面就重视将地方大员不断补充到政治局体系中，并且大员的来源变化也极具时代色彩和政治意义。
因为自1977年中共十一届政治局以来的历届委员中，中共省级党委书记都在政治局中占有一定席位，其中他们的地域分布体现在中共决策层面中的地方话语权。
通过对十一届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前期并不存在某个固定入局的省份，但是存在着入局几率相对较高的省份，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其中，北京市委书记入局6次，上海入局7次，天津入局6次。新疆党委书记则在十六届起进入政治局，而重庆则从十七届起进入政治局。历史上其他有过入局历史的省份还有山东、湖北、四川。
在中共早期的政治局委员构成中，“因人入局”的情况比较常见。因此，政治局委员的地域分布变动也很频繁。因早期的政治局委员中，有大量的革命时期的中共老干部，多数任职于军队，在早期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在军委或地方军区任职的高级将领在政治局中占有一定位置。十一大后，这种现象发生改变，地方军区司令员逐步退出了中共政治局，由各地方大员取代。
哪个地方大员能够进入政治局，今天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直辖市书记+广东+新疆党委书记。从制度设计上，中共高层考虑在华北、华东、华南、西北、西南等区域因为直辖市的设置初衷就是在广袤的国土上，设置区域发展的领头羊。中国的直辖市就分别设立于华北、华东、西南等区域，这也与政治局所需要的地方大员身份相吻合。而华南和西北地区则选择广东、新疆作为代表省份，掌握华南、西北多省在中央决策中的话语权。
其中，入局频率最高的上海，位于华东地区，曾产生过江泽民、吴邦国、黄菊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一直在中国政治版图中具有相当重量的话语权。上海在中共建政以前，就是中国东部经济的龙头。在中共的改革开放中，浦东新区更是成为中共经济改革的亮点，称为全国改革的示范。虽自2006年发生“陈良宇案”，上海一直受到争议，但因其属于在大陆与北京齐名的“超一线”城市，其在中共高层决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一把手”一直由中共高层的重要官员担任。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的政治地位无可替代，北京市委书记入局也是天经地义。2014年中共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北京的地位更是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其在高层决策中的话语权较之以往更是大为增加。可以说，北京和上海在政治局中的地位随着政治局的制度化而不断巩固加强，其主政大员的地位因为城市重要而被纳入决策层，反过来，这些大员能够进入重要决策层又“反哺”城市，保证政策的倾斜，二者互为助力。
时代需要疆粤渝大员地位上升
地处华南地区的广东第一次入局是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就在十四大上，中共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在1980年代划定的五个经济特区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示范区域。广东在这五个经济特区中占了三个，再者，在地理位置上，广东与香港、澳门接壤，广东实现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由此可见，广东在中国实现市场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在随后的政治局换届中，广东省委书记一直担任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日后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张德江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胡春华。
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中共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当选政治局委员，正式将地处西北的新疆带入政治局，自此之后的十七届和十八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中都出现新疆书记的身影。2000年，中国国务院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解决中国区域发展过大问题。2002年新疆入局，说明新疆成为中共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区域。同时，自2000年以来，新疆南部恐怖袭击较之以往更加频繁，反恐形势愈发严峻，新疆入局无疑有利于中共在决策中向新疆倾斜，实现新疆社会的发展。
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是中共的直辖市，与省同级别。重庆很大程度上是“因人入局”，其中不乏重庆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重要地位。1997年，中共设重庆为直辖市，重庆成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重镇，同时也是中共西部开发战略的重要支点。2007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而后使重庆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地位更加特殊，成为外界观察中国政治动态的一个窗口。或许由于重庆发生过敏感的政治事件，自薄熙来以后，重庆市委书记一直同时担任政治局委员，重庆也成为入局省份。在此之前，西南地区则仅有四川省委书记入局的历史。
山东、湖北当年入局，则更多是因为时任省委书记个人原因将这些省份带入政治局。如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后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官正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则在十八大后一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
可以看出，在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地域分布中，北京、上海因在国家发展战略及市场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频繁入局，在中共高层决策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广东入局主要因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地位，今天广东的广州和深圳，一直被视为“一线”城市，成为华南地区经济的领头羊。自1997年时任省委书记李长春担任政治局委员，广东一直被视为中共高层干部的摇篮。而新疆和重庆的入局则很大程度上因在西部大开发中的特殊位置和曾在该地区爆发的敏感事件有关。
可以说，政治局近40年来的发展，是中共在治理体系上不断制度化，展现符合时代特色的缩影。这种改变尚在进行中，尤其本届中共高层在用人上颇为“不拘一格”，未来中国领导制度是继承延续还是重新改革，将是对习近平用人和治理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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