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葛兰和夏青的名字，对于与共和国同龄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那个年代，每当有重要新闻，大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葛兰、夏青两人播音。渐渐地，大家知道了他们不仅是同事，还是夫妻。2004年夏青的病逝，让许多听众悲伤得无法自持，只能在无尽的怀念中反复回忆他那洪亮而独特的声音。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喜欢和崇拜夏青、葛兰的朋友，依然没有忘记中国播音史上这对“鸾凤和鸣的伉俪”。
我很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听广播 ，葛兰和夏青是我最喜欢的播音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听到这句话，50后、60后乃至不少70后，脑海中就会立刻响起一个悦耳、柔和、庄重、优雅的声音。那极具辨识度的声音伴随着几代人成长，很多人都会说：“我是听着葛兰、夏青的声音长大的。”
一个寒冷的冬日，我拨通了葛兰的电话，和她约定好见面的时间。我期待见到她，再听童年时代就非常熟悉的声音，聆听葛兰讲述播音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葛兰
葛兰，1933年1月出生于北京。爷爷是有名的老中医，父亲是北京哈德门饭店的经理，母亲是位家庭主妇。葛兰有兄弟姐妹七人，她排行老四。虽然家里孩子多，但父母从来没有放松对孩子的教育。
葛兰从小招人喜爱，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和姐姐妹妹们不一样，从小到大就没挨过打，不讨厌。”她从小就很懂事，知道家里兄弟姊妹多，所以一心想着让父母省心，为父母省钱。因学习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吃住免费、坐落在北海后门西边东宫房街上的一所古香古色的学校——河北省立北平女子职业学校。北平解放后，学校改名为“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即现在的中华女子学院），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该校的师范班。正是这所学校，影响了她的一生。
“我说话表达也能像刘清扬校长那样该多好啊！”
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是由宋庆龄、何香凝、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革命前辈创建的，首任校长是刘清扬。葛兰走上播音这条道路，潜移默化中还是受了刘清扬的影响。
刘清扬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她与邓颖超等被称为“中国妇女界的一面旗帜”。在第一天开学典礼上，刘清扬就给葛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校长精神饱满，身着合体的黑色旗袍，背在耳后的短发又黑又亮，梳得很整齐，显得那么干净利落，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感觉。尤其是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带点儿天津味儿，但字字清楚，句句明白，而且从未出现过结巴、重复现象，真称得上是位演说家，同学们都很佩服她。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说话表达也能像刘校长那样该多好啊！”
在学校就读期间，葛兰还真有了一次登台发言的机会。那是1949年11月，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学校要选出一位同学为亚洲妇女大会献词，经过几轮筛选，最终选定了葛兰。“虽然我平时比较活泼，但到这样的国际性会议场合去念献词，我还是有些紧张。”
那天走进中南海怀仁堂的会场，看到那么多的外国妇女，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服饰，这让16岁的葛兰大开眼界。虽然紧张，她还是很顺畅地宣读完献词，没念错一个字。当她把用毛笔楷书写的红色献词献给国际妇联主席古久里艾时，她紧握葛兰的双手并亲吻了她的面颊。这次国际性的活动给了葛兰一次当众展示的机会，无形中为她日后从事播音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馥郁清新，雅致如兰，你就叫葛兰吧”
1950年7月，葛兰从妇女职业学校师范班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东城区一所小学当了老师。正当她决心好好教书育人、做个像刘校长那样的好老师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她因一次摔伤，右臂尺骨转成了骨髓炎，胳膊抬不起来，根本无法书写板书。她不得不离开教育园地，寻找新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大版广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为全国各省台招播音员。别人劝她，你条件这么好，去报名试试吧，葛兰几经犹豫之后还是去了。
“不能当老师后，我其实想报考北京医科大学去学医，想像爷爷那样救死扶伤，为别人解除病痛；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病好后继续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继续当一名老师。但在高中语文老师腾子颜的劝说下，我还是去参加考试了。那是1951年6月份。考试还挺麻烦，先是笔试，又是口试，还要对着话筒念指定的稿子。我心想，播音员是干嘛的，不就是念稿子广播嘛。”没想到，葛兰凭着洪亮的嗓音，清晰的吐字，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择优录取。1951年7月，她走上播音工作岗位，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
葛兰原名王静蓉，她刚到播音部时，大家都叫她小王。那时的播音员都有播音名，有人问她，你妈妈姓什么？她说姓葛。在一旁的齐越老师说：“馥郁清新，雅致如兰，你就叫葛兰吧。”在播音部里，葛兰的年龄最小，只有18岁，大家都很关心帮助她，她在业务上也进步很快，不久就担任了《记录新闻》的播音员。
《记录新闻》在当时整个广播中占的分量很重，上午要播4个小时，夜里还要播6个小时，要求口齿清、声音高的女声来播。老同志仅用了三天时间教葛兰掌握速度及播法，葛兰就坐在话筒前，开始用声音传递党的方针、政策，传递祖国的建设情况和朝鲜前线的胜利战果了。
1951年，一切都在恢复时期，交通不便特别是边远地区通讯闭塞，人们只能通过《记录新闻》这样的播音节目了解祖国各地的各种重要新闻和消息。因为有大量的记录新闻要通过中央台广播出去，各地报馆都有抄收员，他们连夜抄写，然后印成报纸发出去。这就要求播音员不仅语速要缓慢，吐字要清晰，遇到易混淆或生僻字时还要进行解释。
葛兰回忆：“那时正值抗美援朝最艰苦的岁月，志愿军的抄收员就躲在战壕里收听我们播报，一字一句地抄写，然后再连夜油印成小报，分发到前线战士的手里。可以想象，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这些带着祖国和亲人们信息的小报是多么弥足珍贵啊。”
当时只有18岁的葛兰为了不给抄收员带来困难，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播错。葛兰说：“战士们都说那是祖国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是亲人的声音，很多人不惜用生命来保护它……是志愿军战士们那些动人的故事和热情洋溢的来信，让我真正体会到了播音工作的神圣。”葛兰收到过志愿军战士从前线寄来的两个白瓷缸子，那是战士们自己都舍不得用的慰问品，他们却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他们最喜欢的播音员。
为了不播错，葛兰开始勤学苦练，培养自己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播音室里，除了眼前的稿子，其他一切都与她无关。她很少出错，即使面对临时送来的稿件，没有准备时间，她也能够一字不差地播出来。
那时，播音条件十分简陋，走进播音室的第一感觉就是空气不好，四壁粘着隔音毯子，不透风不透气，不打开灯里面完全是漆黑一片。设备陈旧，桌上就两个大唱盘和一个小话筒，所有节目全靠它传出去。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所有节目都靠直播，这更要求播音员要一次成功，不能出任何差错。特别是《记录新闻》，就算错一个字也关系重大，有时一个字没听清楚，影响一条消息都不能出报。为了安全播音，就要认真备稿，一点不能马虎；唱片也不能放错，需要她多熟悉操作过程；该按什么钮不能临时现想，否则造成忙乱中出差错。葛兰逐渐养成了在话筒前思想高度集中、头脑清醒、全神贯注的良好习惯。
播音工作非常辛苦，需要上大早班、大夜班，特别是《记录新闻》，在夜里一播就是一宿。开始葛兰还觉得新鲜，后来发现整个生物钟都变了，由白天上班改成白天睡觉，由夜里睡觉改成夜里上班。这种黑白颠倒的生活，她坚持了近两年。后来改播其他节目，仍然是每天起大早，早3：30到班，下午4：30下班。她说，这是新闻工作的特点，也是广播电台的特殊性，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创业艰难，任何行业的第一代人都要付出比后来人更多的努力，才能换来点滴经验。播音事业也是如此，从无到有，日积月累，历经酸甜苦辣，才能使得播音经验逐步丰富。
1953年以后，葛兰开始播新闻节目，新闻的时效性体现在广播里就是争分夺秒。葛兰说，最怕的就是“现在播送一件刚刚收到的消息”，这样的消息通常是随来随播，打乱原来的顺序，除插进来的稿子没看就播外，次序一变，原来备的稿件也换给搭档，这样就等于两人都没有看稿。越是急稿，越不能出错，因为时效性强的稿件一般都很重要，这就要看平时勤学苦练的硬功夫了。
葛兰的艰辛付出获得了应有的回报。1988年，她被评聘为播音指导教授级职称；199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播音员之一，授予金色奖杯。奖杯一面写着“杰出贡献奖”，一面写着“衷心感谢您对中国播音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
“好嗓子是练出来的，不是养出来的，更不是娇出来的”
从1956年开始，葛兰担任《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播音员，她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离休。此前，葛兰还播过少儿节目，为了让自己的播音更好地适应小朋友和家长的需要，工作之余，她专门到北京师范大学旁听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后来由于“文革”影响，葛兰正常的播音工作被中断。直到有一天，《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马上就要开播，但播音员始终不在状态，葛兰被临时叫进了播音室。她很快进入状态，情绪激昂地把稿件一字不差地播报下来。从那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名单上，又重新出现了葛兰的名字。
许多人都称葛兰为“金嗓子”，听到这话，葛兰总是谦虚地说：“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奖，不过我的嗓子是不爱出毛病，但这可绝不是天生如此。”为了使自己的声音“寿命”能持久一些，葛兰很注意发音吐字基本功的练习。她曾拜中央广播说唱团的老艺人白凤岩老先生为师，学唱单弦“草原过红军”。当时去学习的有四位播音员，其他三位没练几次嗓子吃不消就不练了，只有葛兰一人坚持了下来，最后达到了用声自如、高不劈、低不哑、低回婉转、吐字清晰到位的要求。葛兰经常是曲不离口，就连到干校去劳动一年，她也没把练声丢了。她说：“好嗓子是练出来的，不是养出来的，更不是娇出来的。”虽然葛兰已在1991年离休，但她从没有离开过话筒，在许多年的时间里，她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特邀主持国际专题“环球信息”节目，因为她的声音没变。
“学无止境，艺无止境”，这是葛兰对自己从事播音工作的要求。她说，干播音工作绝不能自满，每天世界都在发生新变化，这要求播音员要具备高度的政治素养、较好的学识水平、精湛的表达技巧和深广的生活体验。播音员不是念稿员，而是语言艺术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要吃透所播稿件的内涵实质；要内修外练，内修就是要充实、丰富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外练就是要勤学苦练。
葛兰学习上的座右铭是：勤查、勤问、勤记、勤背。这“四勤”对她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帮助很大。多年来靠着这四勤，葛兰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不学习无法工作，不看书睡不着觉。至今已85岁高龄的葛兰，依然保持着一日辛劳之后每晚仍是孤灯一盏、书报一堆的习惯， 她说：“书报伴我进入梦乡，这是莫大的享受。”
除了看书，葛兰认为播音员一定要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到广阔的生活中去体验语言的真实，情感的真实，人心的真实。在半个多世纪的播音道路上，葛兰有机会就到基层去走走看看，参观访问。在首钢、鞍钢、唐钢、邯钢，她亲眼看到过钢水像火龙般出炉的情景，目睹了钢花四溅的场面；在北海舰队，在黄海前哨，在寸草不生的小岛上，她亲眼看过海军官兵为保卫祖国海防是如何夜以继日站岗放哨的。
葛兰回忆起这样一段感人的故事： 一位40多岁的军官坚持守岛20年，他听说中央电台来人了，激动地握着葛兰的手说：“当年我们的船巡视在海疆，茫茫的大海看不到尽头，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伴我们度过那一个个漫长的黑夜，迎来新的黎明。我们把广播看做是祖国的声音，母亲的声音。葛兰的名字和声音我们太熟悉了，今天能亲眼看到你真是太激动了……”
“我跟他一辈子，感觉很幸福！”
在葛兰的播音生涯中，有一个人的名字紧紧和她联系在一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们恩爱如山，风雨相随，这个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播音大师的夏青。他是葛兰的同事、师友，更是相伴一生的爱人。
夏青，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1948年入东北大学（今天的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并参加革命，1949年由东北大学调至北京学习，1950年5月从新闻总署主办的北京新闻学校第一期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记者工作。当时，因为播音员稀缺，特别是男声更少，他被选中做播音工作。
夏青
夏青本名耿绍光，改名“夏青”取“华夏青年”之意。不过，平时葛兰一直习惯称呼他为“老耿”。葛兰说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老成”。那时候葛兰还不到20岁，根本没想过谈恋爱的事，当时单位就他们两个人是单身，夏青又比她大5岁，像个大哥哥一样对她一直很关心照顾。在工作中，他俩配合默契，每次都很好地完成播音任务。葛兰特别感谢夏青对她的帮助，一篇稿子播完后，夏青会告诉她，哪里需要停顿、哪里语速要慢。夏青对葛兰很认可，认为她勤学钻研；葛兰对夏青很钦佩，认为他稳重真诚。两个青年人都热爱播音事业，不知不觉走到了一起。下班后，他们一块去图书馆，去看电影，当时特别喜欢看一些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不知看了多少遍。
1953年，葛兰和夏青结婚，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婚后他们夫妇齐头并进，比翼双飞，在播音事业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多次受到党中央及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1962年夏我国与苏联论战期间，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各界妇女大会，要宣读《全国妇联致国际妇联的一封信》，当时妇联领导点名要葛兰去大会宣读文件。电台、电视台同时现场直播大会实况，邓颖超主持大会。当邓颖超宣布“现在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优秀广播员葛兰同志宣读大会致国际妇联的信”时，全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葛兰用洪亮的声音，有理、有力、有节的播报，圆满完成了任务，台下再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邓颖超拉着葛兰的手亲切地说:“读得太好了！你太瘦了，要多注意身体啊。”
1963年3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与“苏修”论战期间参加播音的同志及部分局台领导。当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走进宴会大厅时，全场掌声雷动，此时周总理大声说：“夏青同志在哪里？我要和他坐在一起。”总理真的坐到了夏青的身边。当得知葛兰和夏青是一家时，总理问：“你们差几岁啊?”夏青回答：“5岁。”总理马上说：“标准，标准。”又问：“你们有几个小孩啊？”葛兰回答：“一个。”总理很赞赏地说：“标准，标准。”总理又问：“葛兰是哪个兰字，是兰花的兰吗?”葛兰脱口而出：“不是，是兰草的兰。”因为心情激动，这看似谦虚的回答实际上语无伦次，引得哄堂大笑。此后，同事们都把这当作“笑柄”，当然也传为佳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夏青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停止了工作，每天被强迫交代问题。1969年底正值天寒地冻的季节，身患严重关节炎病痛的夏青和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一起，被赶到广播局发射台农场去劳动改造，接受审查。葛兰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迫停止了播音工作。
周总理从广电部军管组负责人那里知道夏青的情况后，指示他们立刻把夏青放回来。不久，夏青带着行李回来了，并且立即恢复了工作。当夏青知道是周总理解救了他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委屈、痛楚烟消云散，他哭了，葛兰也哭了。
夏青在之后的工作中做出不俗的成绩。1986年，他首批被评聘为播音系列最高职称——播音指导。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担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会长、名誉会长，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七、八届委员。夏青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一辈子我什么也没干，就是会播音了。”这句话乍听起来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重如泰山，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懂得其中的甘苦。
夏青身体一直不好，一生被严重的类风湿病所困，经常一天要靠吃十多片APC（复方阿司匹林）才能坚持工作，葛兰于是把所有的家务活都包了，从不让夏青干一点活儿。她甚至还学会了给夏青理发，说：“老耿的头发又软又细，别人总剪不好。”由于工作家务两头繁忙，葛兰养成了做什么都快的习惯。夫妻俩的生活模式是这样的：她和夏青一起下班，夏青慢慢地走回家，而葛兰则骑着自行车飞速往家赶，“路上顺便买点肉馅儿，回家就动手包饺子，等老耿溜达回来的时候，我包的饺子也煮好了，直接上桌吃饭。”
1998年6月底，因类风湿病住院的夏青突发癫痫，昏迷不醒，医生下了断言：“抢救过来将来也会成为植物人。”葛兰说：“植物人我也要，只要他有这口气。”夏青昏迷了两个多月，葛兰终日伴在他的身边，给他放录音，给他唱歌，给他朗诵诗，不断地呼唤他：“好了，咱们回家啊，回家啊……”最终，夏青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恢复了意识，手也能抬起来了。
由于气管被切开，夏青那充满磁性的声音在这世间永远消失了，他甚至无法对妻子说话了。“我到医院去，人家都说，他看老伴的眼神都不一样，嘴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样子。我问：‘想我了吗？’他就使劲眨眼睛。”葛兰说这话时，双目绽放出深情的光芒。
在葛兰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一度被判定为“植物人”的夏青又延续了六年生命。2004年，夏青病逝。遗体火化前，葛兰抚摸着夏青的额头，轻轻呼唤着：“老耿……”生活如此艰辛而劳累，而葛兰却说：“我跟他一辈子，感觉很幸福。”
“我想把自己多年的播音经验传下去……”
葛兰曾说：“我就像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在祖国温暖的怀抱中成长。我这一生，最感谢的就是我工作了半个世纪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我的母校——中华女子学院。”葛兰回报它们的方式，就是为广播事业培养接班人。
因为中央广播电台播音部肩负为全国各地培训播音员的任务， 从1985年起，葛兰就开始负责组织培训班，担任教学和辅导工作。每期学员有上百人，葛兰对每个人都精心培养，严格要求。经她培训的学员业务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不少人后来成长为各台的骨干力量。这期间，葛兰也经常被邀请到外地讲学，她的足迹遍及全国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实践中她不断完善和总结着自己的教学及管理经验。
1991年，葛兰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离休。1993年3月，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经成教局批准，她创办了“葛兰广播人才培训学校”。葛兰说，我办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自己多年的播音经验传下去，为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培养播音人才。
葛兰记得，1993年第一期培训班刚开学，爱人就因病住进了医院，她白天坚持上课，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守在老伴身边，第二天仍精神抖擞地走上讲台。有一天，她走进教室，感到有点异样，只见同学们端坐整齐，鸦雀无声，再看黑板上，写着几行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敬爱的葛兰老师，您辛苦了!全体学员。”看到这情景，葛兰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几乎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地说:“谢谢大家！请擦了吧，我们上课。”黑板上的字，被一位同学不情愿地慢慢擦掉了，但此情此景却永远印在了葛兰的心中。
1998年，葛兰来到中华女子学院艺术系任教，并成立了“葛兰工作室”，一干又是20年。她说：“我离休后，继续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了几档节目。1998年中华女子学院请我来作报告，之后教务长问我能不能帮助学校的艺术系开办播音主持专业，我就答应了。其实当时有好几个学校都请我去，最后我选了母校，并开办了这个专业。用过去积累的经验来教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为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葛兰在中华女子学院开创了“博雅课程”，为学生们讲述中国古典诗词赏析。她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执着与自信，不仅以“葛兰派”播音艺术风格影响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播音艺术人才，还不辞辛苦，深入基层，到各地传播中华文化，传授她的播音理念、艺术感悟和人生追求。
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葛兰，依然以全部身心倾注于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她每天上课，四处奔走，乐此不疲。她说，是工作让我每天精神抖擞，让我快乐而健康，工作的人最幸福。还说，我希望学生们现在好好静下心来学习，不要追星，要淡泊名利，我们培养的不是将来要做名人的学生，我们要培养的是能人，是能为国家着想、为人民多作贡献的人。
默默奉献、淡泊名利是葛兰那一代人的共同特征和高尚品质。 葛兰，正如一枝兰花，心逐碧草摇清风，幽兰静雅吐芳华。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