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于2014年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总统大选，搭上公民意识抬头的顺风车坐上执政大位；但两年之后，随着地方大选的再次到来，社会议题（如劳动权益、原住民、居住权、环保）均从选战的舆论设定中退位，似乎选举只剩下嘉年华式的造势与华美词藻，令人不禁感慨，当年的“觉醒”风潮究竟到哪去了？
新北市板桥大观社区迫迁户，在都更中心成立会场陈情抗议，警方举牌警告后强制驱离（记者：洪嘉徽／摄）
2008年国民党夺回政权，面对的不只是两岸关系与国际局势变化，还有台湾民主化后公民社会对执政者的挑战，以及政府治理与社会之间层出不穷的冲突，但总体来说，国民党似乎更擅于应对两岸、国际关系议题，却疲于应付台湾内部兴起的公民社会，以及当代社会治理中因利益多元化而频发的争端。
于是，2012年台北市文林苑的都市更新争议、反媒体垄断运动，2013年洪仲丘事件、苗栗大埔事件等社会运动，逐渐积累出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的动能。 2014年“太阳花运动”站在前面运动的基础之上，加上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将用经济统一台湾的恐惧，成功动员大量民众、并主导民意，也让国民党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输得一败涂地。
因国民党拙于与这些社会运动团体互动，外加也难以理解这几年逐渐被重视的各项社会议题：如绿能、居住正义、转型正义、新住民权益、原住民权益、分配正义等，让国民党等同于在价值论战中失语，最终于2016年再次失去政权，让民进党重返执政。
社论《民进党应诚实面对其“三大法宝”》回顾其创立与崛起的过程，奠定之后为赢得政治博弈可供倚靠的“三大法宝”：第一是台湾独立、台湾住民自决；第二是倡民主、反威权；第三是关注社会运动，为劳工、为民众谋求公平正义的经济分配。此“三大法宝”让民进党自解严以后30年以来的政治发展上，采取了与国民党迥异的政治价值与路径。
但是，从2016年民进党“完全执政”（掌握行政权、立法权）后，“关注社会运动”这项法宝自开始锈化，不论是《劳基法》修正造成的劳团抗争，原住民团体在台北二二八公园针对传统领域争议进行抗争，民进党政府对“婚姻平权”的政见跳票等，都突显民进党重新执政后，其政策作为犹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所称的：“民进党是个已经执政，必须照顾全方面需求的政党，先天上就不可能对社运团体的要求照单全收。”从蔡英文就任后呼吁全党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到之后的“左倾幼稚病”、“原住民运动不是像外面（指场外抗议）的运动，而是进入政府、体制内的运动，这才是真正的原住民运动”等，由民进党政治人物对社运人士的言语批评，其背后寓意竟是要挫败社会运动的正当性，以降低运动冲突对执政者的伤害，这也意味着，即便台湾发生政党轮替，社运团体、公民团体并未从监督政府的位置上抽离。显然民进党已无法如执政前一般，在某些议题上与社会运动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台湾政坛长期以蓝绿主导的政治格局下，若民进党开始与社运团体的合作无间不再，照理来说，国民党就可以乘胜追击、填补空缺，跟这些社运团体进行合作？遗憾的是，过去两年来在野的国民党似乎无法就某些社运议题与倡议团体进行合作。
追根究柢，国民党毕竟从2008到2016年执政了八年，过去执政的不作为自是现阶段国民党与倡议团体进行互动的障碍，既然国民党想借社会议题迫使民进党修正政策，那么为何国民党此前上台执政时不做呢？如同国民党在2017年、2018年在《劳基法》修正时的矛盾表态，就损及自身的倡议正当性。
既然蓝绿政党都对于某些社运议题无太多着墨，再加上目前很多的议题（如劳动权益、原住民、居住权、环保），解方大多落于台湾中央政府修改相关法令，即便地方政府有心，也难以在中央政府“维持现状”政策的情况下做出太多政治承诺。没有蓝绿政党支持的社会议题，自然较难以唤起台湾人对某些特定议题的重视，也就在选举嘉年华的欢乐气氛中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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