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轮金融监管的起源
如果要给本轮金融监管政策找一个开头的话，那应该是2009年。是年，人民银行发布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之一是逐步建立起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并纳入宏观调控政策框架。
2010年，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一文。
在这篇论文里，小川行长根据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处理经验，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也就是说，出于对金融系统稳定性和金融周期的考虑，金融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逆周期调节，必要是向系统内添加一些负反馈，以打破市场的一致性预期（比如房价永远涨、央妈永远救），从长远角度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但是彼时正值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深化，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刚刚推出，保增长稳经济是头等大事，对金融体系进行逆周期调节有些不合时宜。
2012年，这一年被称为中国资管行业大发展的元年。刚刚履新的证监会郭主席召开券商创新大会，是整个资管行业里程碑式的事件：将集合资管计划的行政审批制改为发行制度；放展投资范围，增加非上市公司股权、债权资产等；取消小集合、定向的投资比例限制。券商资管规模从12年的2800亿发展到16年的17.8万亿，信托规模从12年的5万亿到17年的26万亿。
而实际上，所谓金融创新，不过是监管套利而已，中国式的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银行、券商、信托、保险等机构的监管标准不一致，导致在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套利的空间，以“影子银行”的方式实现对金融资源的再配置。
而从宏观上，影子银行规模越大，金融体系的越不稳定。在央行逆周期调节的思想下，2013年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
2013年年中开始的钱荒，第一次展现了央行的铁腕和强硬。这一次流动性紧张，时间跨度长、资金面之紧张，在以后都没有再出现过。13年最紧张的时刻，即使是大行也出现了流动性缺口。
从2014年开始，由于经济增速的快速回落，央行开始了历时近三年的流动性放松。在这两年多里，当市场出现流动性紧张，央行就是适时通过各种工具（降准、SLF\SLO\MLF）等工具向市场投放资金，以致于央行从“严父”变成了“慈母”，成了央妈。
然而，央行的放松对市场形成了一种高度错觉，在2016年下半年形成一种奇怪的局面，就是整个市场在与央妈对赌。大家普遍觉得，13年式的流动性紧张不会再出现了，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之大，已经和13年不可同日而语，整个金融体系经不起钱荒这种折腾。
然而，市场还是错了，至少当时是错了。
二、监管政策的出台：金融去杠杆
16年年底，市场再次出现流动性紧张，不过这次是结构性的，银行点了下鼠标，赎回了委外和货币基金，然后非银崩了。但是对于资金面，银行体系和非银体系的感受并不一样。
这一年，央行多年前提出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正式出台，与其后推出的资管新规，成为金融监管的两大政策，轰轰烈烈的金融去杠杆开始。
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从顶层设计确立了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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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年初，郭主席履新银监会，并撂下狠话：“如果银行业搞得一塌糊涂，我就要辞职。”
在这一时期，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达到了一种疯狂程度，业务几乎停滞。尽管大家对运动式监管颇有微词，但是大家在心里都明白一个道理，方向是对的。
如果方向是对的，要到达终点，只是快慢不同，然而，我们最终把路走弯了，甚至开始了倒退。
一个组织，如果出现了所谓顶层设计，那么他的政策和制度，必须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在出台之前深思熟虑，一旦出台就要坚持下去，打烂了嘴就和血吞下去。
如果长期政策总是服务于短期目标，目标变了，政策也跟着动，那么长期政策的权威性就是大打折扣，长此以往，会形成“狼来了”的效应，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人会相信你。
从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来说，央行既然把宏观审慎政策提高到了和货币政策一样的高度，就应该从根本上提高宏观审慎政策的权威性（当然货币政策也是夜壶）。
在金融市场上，体现的则是，市场再次和央行形成了对赌，你不放松，我们就死给你看，如你所知，央行输了。
三、监管政策的宽松
2018年6月，郭主席在陆家嘴论坛上间接反驳「中国式去杠杆用力过猛」的舆论，他并批评地方、部门、银行和企业对去产能、去杠杆心存侥幸，暗示官方不会因近期的违约潮而停止金融去杠杆。
话音刚落，7月20日，一行两会下发资管新规细则文件，较之前的文件出现了重大放松。过渡期内可以发行老产品对接新资产、理财产品可以继续摊余成本法，未来会通过MPA指标缓和等方式协助银行非标回表。
7月26日，央行决定下调MPA结构性参数，初步在0.5左右。要知道，结构性参数这东西，就算是金融机构犯了错，上调幅度也就是0.05。而这次下调，则一次性给了0.5。
然而，这一切还是没能解决一个问题，国内特殊的二元信用结构，国企是亲儿子，民企在金融体系被歧视。实际上，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个事一直存在（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民营金控了），只是今年民企大股东质押爆仓、民企债券违约的案例实在太多，多到已经是社会性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国进民退时，终于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注意。
于是有了最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大家发现，民企从不受待见的私生子，好像变成人见人爱的小儿子。
各地政府成立纾困基金，券商成立纾困资管，保险成立纾困计划，央行引导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商业银行降低民企贷款利率，民企贷款纳入银行MPA考核，到了监管那，最终憋出了大招。
银保监会提出民营企业新增贷款“一二五”目标：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而且易行长，竟然出现了罕见的认错：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今后，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人民银行将注重实地调研，充分听取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意见；对需稳妥实施的政策，采取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对利于长远的规范措施，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避免“一刀切”，便于企业适应调整。
而人民银行2018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连去杠杆和防风险都不提了（当然之前更高规格会议也没再提去杠杆），把民企融资作为当前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
这一切，最终让轰轰烈烈的金融监管回了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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