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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羊式”教育才是精英教育??我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所见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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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些从中国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美国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在是我们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是,一味追求“批判性的思维” 确实也给学生造成一种印象,即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只有在论辩和批判中才能充分体现。因而,美国学生心目中固然没有什么对权威的敬畏,但完全没有权威的心灵与没有知识亦相差不了太远了。

一

第一次踏上美国大学的讲台,是一所公立大学教授大学二年级的社会研究方法论。期中考试我给学生一个小测验,所有题目都是多重选择题,让他们就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作一些辨析。第一次在异国用非母语教课,我不敢将测验搞得太复杂,更害怕因为自己在出题上缺乏经验,给学生造成理上的困难。征得一位资深教授的同意,我在他过去用过的题目中选了一些比较容易的问题,准备了一份20分钟可以完成的测验卷子。

直到批完卷子,我才松了一气。学生们的表现和我的期望没有太大的差距。那几个平时吊儿郎当的主儿考得不好本来在我的意料之中,而一向兢兢业业的那几个虽然没有拿到满分,但也说得过去。我对自己的初战告捷不地感到一点自得。

美国大学教授给学生评分,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绝对评分,另一种是相对评分。前者就事论事,学生得几分给几分;要求松一点的教授可以把标杆放得很低,期末人人得A。而相对评分则将每一个学生的表现与全班的总体表现作比较,这样每个学生的成绩都是他在班同学中的相对表现。具体操作上,一个班学生的成绩呈正态分布,好坏优劣取决于他和全班成绩平均值的距离。多年来从事大学管理工作,我对美国大近20年来分数膨胀的趋势深感忧虑。所以一开始我就向学生宣布,我要在期中考试中实行相对评分,让学生看到自己在班上的相对表现;即使有所差距,也不会响最后成绩,因为期中成绩仅占本课最后总评成绩的20%。我想,这样也算我为抑制愈演愈烈的大学分数膨胀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吧。

没有学生提出异议。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基于这所大学大二学生的数理统计知识,他们那时连正态分布这统计学的基本概念还不甚了了。但以我当时的踌躇满志,根本没有考虑这种堂吉诃德式的热情会给自己惹上多大的麻烦。我知道我的学生们见了数学和统计学就头大,在发下测验卷子之前先趁机将统计学上正态分布的概念给他们复习了一遍,然后以这次测的全班成绩为例,列出包括平均数、中位数、众数和标准差等统计数据。最后,我才将考卷发给每个学生。

课堂上出现一阵死一般的沉寂。每人都在研究自己的考卷。有那么一瞬间,我还有点被自己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所感动了。突然,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今天上了14年学了,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低的分数。教授,你没有搞错吧?!”这句话就像一颗水珠掉一锅滚沸的油,全班30多副嗓子一下子发出火山爆发般的轰鸣。平时一张张温文尔雅的脸被愤怒扭曲了,连那几双在我心目中一直求知若渴的眼睛此刻都在发出近乎仇恨的目光。我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震晕了。

我试图再给全班将态分布的概念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但是,此刻任何解释都已无济于事。我只得抱膀子静静地听任怒发冲冠的学生对我进行“革命大批判”,等待着这场大火烧尽干柴后自行熄灭。一位平时在课堂上默寡语的学生,这时竟然换了一个人。他高举着自己的考卷,语重心长、痛心疾首地对我说:“程教授,你难道不知道,我将来的目标是上哈佛法学院?你这样一来,我的理想就得付诸东流了!”哈佛法学院?我花了很大的劲才忍住没有笑出来。他那一脸严肃使我不不相信他不是故作幽默。

足足等了半个小时,干柴总算被烈焰耗尽。我又追问一句:“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发表?没有的话我要开始讲评考卷了。”没有人应声,我便将考题一条一条地加以分析指出对错及其所以然。看得出大多数学生对这样的分析还是心服口服的。课后,我夹起书本正要离开教室,一个年纪较大的女生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说,“教授,我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我谢谢她好意,转身离开了。

事情过去很久,有一次,我陪同老板去中国出差。老是学校的第二把手--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晚饭后闲之间,她问起我教课的情况。我把第一次上课评分的故事原原本本地给她讲了一遍。老太太听了我的故事,低下头,很久很久没有吱声。等到她抬起头来,我分明看到她眼一点闪闪的泪花。她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给我赔礼道歉似地,说:“这些年我们老是在说要把学生当成顾客,看来顾客被我们惯坏了!”

我的老板原来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在我的学校任教已经30多年,担任教务长也已经10多年。她是从系主任到理学院院长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位子的。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她离开教学第一线担任行政职务起码有15年了。而这近20年正是美国大学的消费主义倾向从开始抬头到全面发展的时期。假如20多前学生对教授还多少有点敬畏的话,那么消费主义思潮的发展将蒙在教授脸上最后的那点神秘面纱完全撕掉。学生在交完学费后,俨然以顾客的身份求学校为其提供各种“服务”,而大学亦以学生及其家长为其衣食父母。

不难想象,这样的事在我们这样的学校显然不是第一次。但最让我老板感到不安的是,居然很少有教授和她谈起这样的事。是啊,谁愿意将这样的经历告诉系主任或教务长呢?假如你是年轻的助理教授你将来能否转正不仅取决于学生对你教学的评价,而且有赖于你的系主任或院长对你的推荐。因此,假如学生对你有意见,不管这种意见是多么的无理、多么的荒唐,你的第一反应当然是不要让别人知道,然后是设法哄着学,争取让他们在期末的评定中尽可能说你的好话。于很多大学聘用的兼职教授,他们根本不敢对学生施加任何权威,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饭碗捏在他们的学生手中!

说来也巧,第二天我和老板与中国教育部一位要员会见。当时国内校园里关于教育产业化的讨论正如火如荼。教育部的这位官员会见后请我和老板吃北京烤鸭,席间谈起教育是否应当产业化的问题。我老板当然无法理解中国教的所谓“产业化”所包含的其他内容。但是,她显然认为,教育产业化的直接后果将是教育上的消费主义,而师生关系的本末倒置最终受害的还是学生。她几乎忘了盘中美味的烤鸭,也不再信任中方那位年轻可爱的翻译,而是急不可耐地要我向教育部的这位官员表达她的意思:中国的确在高等教育方面需要向美国学习一些东西,但是中国的改革绝不能以抛弃“尊师”的传统作为代。高校应当对学生、对社会、对纳税人负责,但后者不应当以客的身份对高校的教学计划指手画脚。毕竟,只有教授才是大学教育的权威和专家。

2002年初,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发表了一份由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师马修·哈特利合作起草的报告,对美国大学在过去几十年内分数膨胀的情况作了极其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报告特别指出,这种情况在常青藤和名牌大学其严重。比如说,哈佛学生所得到的成绩有一半是A或A-,而且该校的本科学生有91%毕业时因为高分得到学校的特别荣誉嘉奖。杜克大学教授罗思达泽(StuartRojstczer)2003年1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今的学生及其家长的心理:他们觉得送孩子上大学就像付钱买东西;你付出了高昂的价钱,就要有所收获。因此他们不仅希望学到本领,而且还理所当然地指望得到优秀的成绩并以此取得就业或升学等其他方面的实际回报。

面对学生及其家长的这种消费主义心态,许多教授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哈佛资深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在教政治哲学课时想出一个办法。他给每一个学生打两个分数:一个分数对外,一个分数对内;前者记载入册,后者则用来告诉学生他们的真实水平与成绩。曼斯菲尔德试行的这种双轨政策,居然在哈佛引起热烈反响,许多教授纷纷仿效。老先生感慨万分,在2001年4月6日给《高等教育纪事报》写的一篇文章中,痛斥当今美国高校的分数膨胀和消费主义。他指出,很多教授将溢美之词毫无原则地送给学生,当时看来也许赢得了学生的欢心。但是,学生不是傻瓜,他们能够分辨严格和敷衍。他们在给这些教授好评的同时不乏轻蔑。毕业后让他们终身铭记的将是那些在学业上给过他们挑战的教授。

念到曼斯菲尔德的文章是在我自己的“打分事件”发生若干年之后。我对曼老先生感慨之感慨不难想象。当时我作为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兼教本科课程,既不必顾虑学生的评价,更不用担心手中的“饭碗”。但鉴于学生期中的激烈反应,我在期末评分时,还是适当地放松了标准,不仅让所有学生过关,而且还将不少学生的成绩按照其他教授过去的平均分数加以拔高。即便如此,还是有学生不领情。当我看到个别学生耿耿于怀,用近乎谩骂的语言对我的课程作评估时,我不禁感到心如死灰。直到看到曼老先生的文章才有点释然。是啊,堂堂哈佛知名教授尚且如此无奈并出此下策,我辈无名之徒居然想螳臂当车?

二

麦克唐纳是曼哈顿一家保守派的思想库“曼哈顿研究所”的研究员。她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政论集中就美国教育中的所“学生中心论”进行过一番考察。麦克唐纳认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教育界就有一股反知识主义的暗流开始浮出水面。当时联邦政府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教育们提出要抛弃传统的学术课程,将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帮助年轻人迎接现代生活的挑战。他们号称,美国是一个向前看的国家,我们有什么必要学习古腊文化、拉丁文或高等数学这样毫不实用的课程呢?学校应当让学生们习如何处理家庭关系和个人卫生以及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等有用的课程。用他们的话说,教育的目的是学习如何适应生活,而不是学习知识或智慧。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基尔帕屈克(William HeardKilpatrick)堪称美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教育家之一。他早在1925年就写道,现代知识的发展和变化太快,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传授给学生就已经过时。因而,与其教给学生死的事实和数据,不如教学生掌握“批判性的思维”。在他看来,重要的不你是否知道什么,而是是否知道如何寻找需要的知识;只有掌握了后者才能“活到老,学到老”,你的知识才算永不过时。

在这里我看到的其实是20世纪后半期全球性“继续教育”运动的发轫及其理论依据。人们一般将“信息时代”或“后工业化时代”的开始定在1970年代前后,而这个代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所谓的“信息爆炸”。基尔帕屈克在教育理论上的贡献在于,起码在这个“信息时代”到来的近半个世纪之前,他就天才地预见到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他急不可耐地要将学习的主动权从教师手中传递到学生手中。

也许是基尔帕屈克过超前了,也许是他的追随者过于性急了。1928年罗格(Harold Rugg)出版了《以孩子为中心的学校》(TheChild?鄄CenteredSchool),主张在以孩子为中心的学校里,应当由孩子决定他们要学什么,而逼着孩子按照现行的课程设计学习将抑制学生自我实现的能力。在尔帕屈克和罗格的倡导下,1920年代末美国的课堂里悄悄地发生了一场教育革命。课桌椅不再排列成行;学生越来越多地围坐成圈,形成小组,成为所谓“主动的学习者” (active learner)。

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的后果是什么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人们不再满足于知识从教师向学生的单向传递,也不假设青少年时代完成的学业能够使人受用终身。继续教育的概念为现代社会所普遍接受,向现行的知识体系挑战也变得不那么离经叛道。

但是,正如任何事物有其正反两面,倡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亦美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麦克唐纳认为,正是基尔帕屈克关于知识发展太快的理论导致了今天美国教育重方法而轻知识的倾向。她将当代美国学校教学方法归纳为“除了知识什么都教。结果是,在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第三届数学和科学研究项目中,美国中小学生的成绩敬陪末座。

麦克唐纳对于基尔帕屈克也许是过于苛刻了。特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中国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美国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在是我们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是,一味追求“批判性的思维”确实也给学生造成一种印象,即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只有在论辩和批判中才能充分体现。因而,国学生心目中固然没有什么对权威的敬畏,但完全没有权威的心灵与没有知识亦相差不了太远了。麦克唐纳对这种所谓的判性思维能力作了毫不留情的嘲笑:难道一个人能够作出没有思维对象的批判性思维吗?你总得知道点什么才能对此加以思或批判吧?!难道你在每表达一个思想之前都要先查一下大百科全书?

前不久看到林岗的短文《精英教育与灌输教育》,颇有耳目一新之感。作者在英国超市里见到老师带着小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老发给每个学生一张表格,让他们回答诸如“这里的商品什么是小麦做的?什么是牛奶做的?”等问题。孩子们四散东西,三三两两,有的趴在货架上看标签,有的左看右看显然不得要领,有的干脆去问商店管理员。样的题目给学生广阔的努力空间,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全看学生花多少努力去解答。在这里,聪明爱动脑筋的孩子够学到很多东西,但糊涂不用功的孩子也乐得其所。超市总比课堂要好玩吧。

这样的所谓“启发式”教育在美国从小学到大学都已经成为“主流”的教学方式。相反,假如老一味地将学生关在课堂里灌输书本知识则不仅不能赢得学生及其家长的赞许,在绝大多数地方这样的老师大概连保住饭碗都成问题。很有意思的是,国内媒体在谈到美国的教育时,常常对美国的这种“启发式”或“开放式”教育赞赏不已。我自己在美国大学工作多年,亦时时为美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拘一格的创造精神所感动。这样的教育理念的形成和普及,基尔帕屈克及其追随者们功不可没。

但是,林岗接下来发表的议论则让我回味良久。他说,教育中的“启发式”或“放羊式”其实是一种“精英教育”,而中国的“灌输式”则更多“平民精神”。前者要求学生能够自律,学习上有自觉性和目标感,他们的才华才有焕发出来的余地与可。假设这样的学生总是少数的话,那么精英教育就是一种培养少数人、让最聪明的人发挥其天赋的教育方式。这种方式的弊端则是忽略多数处于中等智慧程度的学生。而中国的“灌输式”教育则相反:它扼杀了最聪明学的创造性,让多数中等智力的学生按部就班地成长。

其实,关于美国教育,一个几乎让全世界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能够产生那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艺术家,而且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开始包揽了绝大多数的诺贝尔奖,但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却成为世界的笑柄?答案会不会就藏在美国的这种隐而不宣的“精英教育”方式之中呢?

这样的课题显然已经超出笔者的专业范围,再往下推论我自己也会成为笑柄。惟一需要加以补充的是,以学生为中心也好,启发式也,五花八门的所谓新的教学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比如说,美国课堂里还有一种用的教学方法叫“集思广益”(brainstorming)。举例来说,假如老师要讲解一个复杂的概念,他并不用传统的方法,即先交代这个概念的定义和之前学术界对此所作的研究和探讨,而是让学生七嘴八舌地先发表他们的看法和见解。课堂上大多数学生也许是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概念,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此作出猜测和评价。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在黑板上列出各种观点,然后总结一下或者根本不加以总结,就宣布讨论到此结束。在这个“集思广益”的过程中,学生固然大大地“创造”一把,但他们由此学到的东西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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