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也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一书出版以后，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各路高手差不多都已冲将出来，人虽殊言，意却一致：“五愤青”的“不高兴”纯属“没头脑”！结论出来了，戏却没有收场，因为据说“西学派”也有“五愤青”即将针锋相对出版一本“后改革版”的《中国人不高兴》，看来各路高手又可尽情拼杀一番了！在此，兄弟我也不妨趁机搅点浑水、凑个热闹，提出个“新儒家也不高兴”的话题，庶几对各路高手的拼杀不无小补。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本无亦不分新旧,我之所以也提“新儒家”，乃是因《中国不高兴》五作者之一王小东先生在书中有“新儒家感化说是痴人说梦”的提法。或我孤陋寡闻，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新儒家感化说”这么一说，更没有听说过“谁发展得更慢谁更节约资源”就是“新儒家感化说”。王小东先生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似乎是先自造了一个“感化说”，然后又栽赃到了“新儒家”的头上，这对儒家来说无疑是桩天大的“莫须有”冤案哩！

按照王小东先生的意思，人类生存发展所依赖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要保护和节约资源，中国就必须领导和管理世界上更多的资源，这叫“天命所归”！问题是，凭什么中国就必须领导和管理世界上更多的资源？难道就凭国家大、历史长、人口多且发展前景良好？再说，中国怎么去领导和管理？其他国家不允许怎么办？难道要去抢和打？对这些问题，王小东先生同样没有明确交代，而是隐然间透露出一股杀气，所以也不能责怪有人怀疑他在奉行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领导和管理世界上更多的资源之后，又会怎么做？倘若十三亿中国人和现在的美国人一样人手一辆轿车，世界上的石油资源不出二十年就会耗竭，汽车尾气导致的温室效应和空气污染将提升到目前水平的十倍以上，世界上四分之一的沿海大城市都将被海水淹没，人类将不堪其苦，甚至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都会出现问题。质而言之，以“物欲”和“消费”为旨归的美国发展模式，是不足取法的。遗憾的是，目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恰恰选择的就是这么一条文明不归路。

因此，如果中国真是“天命所归”的话，就应该带头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或美国模式的别开生面的文明之路，而其中节约资源、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等乃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儒家称之为“天人合一”。但王小东先生显然不这么想，而是认为“天人合一”与节约资源等了无关系----即使有关系，也要等中国领导和管理了世界上更多的资源，亦即具备了改变世界“游戏规则”和“文明法则”的强大实力，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岂不是跪着反抗？

不难看出，王小东先生似乎一直被这样一个问题所深深困扰：凭什么美国人就能铺张浪费、吃香喝辣，中国人就应勤俭节约、受苦受难？而且他似乎还认为，儒家的 “天人合一”对中国种种不如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儒家对现代文明的批评与抗拒，或者为现代文明所指出的光明路径，并不是针对哪个特定国家和民族的，而是针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是希望整个人类都能日臻于文明的。就此而言，儒家从来就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博爱的天下主义者，也是悲天悯人、仁民爱物的“天人合一论”者。

当然，儒家也并不是反民族主义者，因为孔子明明是主张“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然而，儒家又认为世界上尚有高于民族和国家的价值，即仁义道德和礼义廉耻，所以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仁义充塞”，那么就无异于禽兽，就生不如死、存不若亡，因此也就不值得爱和保！

不值得爱和保只是一种说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哀也好，怒也罢，我们必须为之而奋斗，这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历史宿命。顾炎武又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保天下”就是保仁义道德和礼义廉耻，就是保儒家文化。《中国不高兴》里曾多次提及并批评的“毒奶粉”事件，实际上就是仁义道德缺位、礼义廉耻寡鲜的必然结果----贪污腐败、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等等丑恶龌龊之现象，皆是由也！“新儒家”不高兴的原因，端在于此----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胡秋原曾说：“民族是文化的肉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肉体和灵魂，乃是叶之两面、鸟之双翼，不可断然割裂。然相较之下，灵魂尤为重要，盖没有灵魂的民族，只能是行尸走肉、僵尸腐肉。《中国不高兴》的五作者，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子，并没有什么不对，儒家也不会予以断然反对，然因其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同情和敬意，特别是没有儒家文化的价值持守，结果难免流为鬼谷子的“纵横术”，亦难免变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而为人所不齿。

此外，还有一个常为人所忽视的重要问题，即民族主义只是工具性的价值，不能作为信仰性的价值，不能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皈依。比如一个人，就不能说我信仰民族，而只能说我信仰孔孟之道或其他什么东西；就不能给亲朋好友天天讲民族大义，只能时时践行仁义礼智信或其他什么东西。即是说，无论什么民族主义，都要有个信仰的价值和终极的关怀，否则言亦无文、行亦不远，甚至被利用变成坏的民族主义。

“西学派”的人，比如准备出版“后改革版”《中国人不高兴》的五作者，也同样把中国种种不如意的现状归咎于儒家文化，希望用西方文化来取代中国文化，这样我们的民族就仍有其灵魂，且会更有生气。如此看来，此“五愤青”与彼“五愤青”实乃一丘之貉也。或许我愚钝，但我确实想不通，中国种种不如意到底是根绝中国文化不彻底之故，还是过度西方化之故？况且，西方文化已经试验百余年，是不是也该给点儒家文化以试验下的机会呢？

儒家绝非一般地和全盘地反对西方文化，因为西方文化对解决中国问题虽是隔靴搔痒，但毕竟有点搔痒之裨益。事实上，因为儒家文化没有一个人格化、宰制性的最高神，所以通常不会与外来宗教与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对外来文化包容性和吸纳力最强的一个大国----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学习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制度学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学习再到新中国无所不包的全盘学习，都是可以信手拈来的例子的。

那么西学派为什么还是不满呢？因为他们的不满，本是对现实的不满，是对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等没有占据主流和掌握权力的不满，是想用彼种西方文化取代此种西方文化。然而，这些人虽然有雄心，但却没有民族主义者的泼辣和大胆----民族主义者没有意识形态的雄心，自然可以横陈现实、内外叫板、骂遍天下。所以，西学派只好采取多谈主义、少谈问题的策略，实在憋得难受时，就会拉出儒家文化当出气筒，荆轲刺孔和指桑骂槐，不是真正的勇士哩！

然而，从儒家的角度看，不管什么派，仁义道德和礼义廉耻，都是坚决不能丢的。因为政治的设计，同样只是工具性的价值，不是终极性的价值，不能作为人安身立命的精神皈依。比如一个人，就不能说我信仰自由民主，只能说我信仰孔孟之道或其他什么东西；就不能给亲朋好友天天讲自由民主，只能时时践行仁义礼智信或其他什么东西。况且，任何政治必须奠基在人性、道德、信仰等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上，否则只能是沙滩上建大厦。在中国，这个基本底线就是孔孟之道和中国文化。凡是有及于此的政治设计，固不能说必然会导致王道和仁政，但必将会为王道和仁政奠定基础和开启大门，是有之未必可、无之必不可的问题。

当然西学派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在经历了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等诸阶段之后，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学习和引进耶教以为终极的价值，这样就会解决我们民族的灵魂问题----目前中国耶教信众也确乎有从普通大众向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扩散的趋势。然而，陈寅恪先生早年已经说得很清楚：若耶教专行于中国，乃中国之祸而非中国之福。他还提醒说：中国应一方面不忘吸收外来之文化，另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独立地位！所谓“独立地位”，就是指孔孟之道与中国文化。丢弃了孔孟之道与中国文化，全民都去读耶经、信洋教，从中国人的情感本能而言，是断然不可接受的，也是不会实现的。

人们常说扬长避短，多是指扬己之长而避己之短，但昔孔子欲行而天将雨，门人建议孔子向子夏借伞，孔子说：“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我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不难看出，在孔子看来，扬己之长亦应扬人之长，避己之短亦应避人之短。由此言之，儒家是不会完全否定民族主义和西学的，而是承认其各自皆是当下多元文化生态中的组成部分，承认其在某些层面和事功上的价值。

但是，要解决“中国不高兴”式民族主义者或“中国人不高兴”式西学派的上述问题，只能是回归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使自己变成自觉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学会珍爱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并从中探寻与确立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道和人类社会的文明之路。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未必会以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为前提，但必然会以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为最高的和最终的标志。

历史会证明这一点的----儒家向来不屑于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