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发表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博士学者、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文化-政治-宗教事务专家帕尔古（Mahmoud Pargoo）的文章说，中国-伊朗关系常常被双方的声明描述为“两千年的友谊、合作及贸易”之类陈词滥调。
两国关系常常受到第三国的影响，较早之前是苏联和美国，后期只有美国。伊朗197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紧随美国与中国关系解冻之后。德黑兰的动机部分与华盛顿相似，希望借助中国平衡苏联的影响力。
2016年1月习近平在德黑兰会晤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建立了新的革命政权，精神领袖霍梅尼一度曾把中国标签为和苏联、美国同类的“帝国主义国家”。围绕中-伊双边关系的言论，变调为第三世界主义，以及共同对抗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霸权的左派宣传口号。当毛后的中国领导人开始收敛革命高调，对西方投资敞开国门，拥抱资本主义经济时，霍梅尼之后最有权势的议会议长拉夫桑贾尼曾声称，在中国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入侵。
1980年至1988年的伊朗-伊拉克战争期间，德黑兰急需军火，北京急需外汇，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虽然中国在两伊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1987年，伊朗七成的军火从中国进口。中国顶着美国的压力，坚持对伊朗出口武器，获得德黑兰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北京也对伊拉克出售了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
不过当北京认识到，向伊朗出售敏感的军事技术，可能破坏自己与美国的关系时，便暂停了敏感军售。在中国看来，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受到两个因素制约。北京把“伊朗牌”视为和美国谈判各种问题时，极其宝贵的筹码，并根据这一因素调整和德黑兰的关系。此外，中国对原油的需求持续增长，伊朗是可靠的石油供应者，售价更具吸引力。在美国制裁下，甚至愿意实行易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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