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近来在双方的积极沟通中颇有降温之势，继习近平与特朗普（Donald Trump）通话之后，刘鹤赴美谈判也将再度重启，外界看好这一些列释放的积极信息。来自中美双方的经济学家在11月13日举行的“《财经》2019：预测与战略”年会上畅言当下热议的经济问题，把脉全球贸易重组下的中国经济问题和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未必就是坏事，他让我们反思中国自身的发展还有哪些结构性问题”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上这样表态。从全球贸易新格局来看中美贸易战，借此契机反思中国自身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成为本场讨论的核心。不少学者更是直言中国经济目前已经接近底部，而外部压力并非唯一原因。
美联储前主席耶伦认为美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高于预期（记者：孙飞/摄）
中国面临怎样的外部环境？
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表示，中美贸易战在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而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风险也是影响世界未来经济的三大因素之一，表现为可能会引发全球需求萎缩和全球投资萎缩，这会给全球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负面影响。此外，由美国加息引起的新一轮发展中国家汇率危机和债务危机是第二大因素。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耶伦（Janet L. Yellen）在本次年会上提到2019年美联储预计会加息3到4次。当前美国经济表现强劲，魏尚进认为这是过多财政政策刺激的结果，目前3%的增长率高于美国经济一百年来2%的平均增长率。所以，未来美国经济会面临经济过热导致的增长率不可持续的风险，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经济萧条，并且这个过程不会太晚出现，极有可能是未来两年。
由于中国的经济高度开放，贸易占GDP的比重高于美国，甚至高于绝大多数国家，所以这三大风险也正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风险。
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经济第二次触底可能发生在2019年年中（多维记者：孙飞/摄）
中国经济的内部症结
分析完外部风险之后，那么中国国内的症结又在哪里？达成共识最多的一点就是人口红利的消退以及经济转型的迫切需要。
任泽平在演讲开始时抛出一组数据来描述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今年三季度的GDP增速为6.5%，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今年10月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46.8%，创33个月以来新低。对于中美贸易战要做长期打算，正如基辛格所说，要重新定义中美关系，只有对问题的严峻程度有了充分的估计，才可以有充足的准备。
魏尚进认为中国劳动年龄段人口正处于负增长阶段。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同样表示中国从2012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难以支持中国出口的高增长。
劳动力成本上涨造成的直接影响是，中国很多传统优势行业已经不再有竞争力，需要转型，转型的压力很大。这些因素并非一定要和中美贸易摩擦挂钩，但是贸易摩擦以来，这几个因素相互叠加，增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此外，李迅雷还指出，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全球产业正向印度、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更具优势的国家转移，他们的出口份额明显得到了提升。这符合资源要素的最优化规律，比如从欧洲向日本转移，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目前看来，越南的出口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而中国这两年的出口增速的走势，与日本非常相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便要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过多的依靠外需。
魏尚进还谈及了当下热门的民营经济问题，他认为民营企业面临着制度性因素挑战，一些法规制约了企业的用工灵活性，同时部分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不确定感。
中国的开放不能吃老本
必须从危机中看到机会，客观分析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是为了扫除不必要的悲观情绪，直面问题才有可能找出解决之道。魏尚进在他的发言中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他认为美国经济的萧条，会使其对外贸易逆差缩小，从而对别国的指责也会随之减少。另外，美国国内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也是是美国加强国际合作意愿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经济萧条反而可能是国际经济形势缓转的机会。
当然，面对内外压力，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展。加大开放自信，多次被提及，也是现场经济学家们达成的最大共识。任泽平直言，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开放已经有些吃老本，可以开放的领域还很多，当前服务业和金融业还是以国有为主。
魏尚进给出了四个建议：第一，采取临时性减税降费，相对于永久性降税，临时性降税对投资和消费的刺激更大。同时，可以进一步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用来部分对冲由于美国降税造成的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上升的风险。第二，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中国的五险一金比大多数发达国家还高。把解雇成本降低，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第三，行政改革降税，减少公务员数量，简化政府层级可以部分抵消掉中国出现的就业年龄人口负增长的挑战。更加重要的是，同样收来的政府的税收，能用来增加其他公共产品支出。
李迅雷还提到，可以在金融领域加大开放的力度。目前A股上境外投资机构占有的市值大约为3%，而韩国、中国台湾，外资占比有30%左右，所以进一步加强金融领域开放的空间非常大。外资进来，有利于增加直接融资，助力中国进一步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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