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习近平与毛泽东的名字第一次并列出现在中共官方会议的横幅中。
此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法委和浙江省委在“枫桥经验”发源地联合召开纪念大会，直接在习近平与毛泽东并列，写道：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
会议结束后，防火墙内媒体各方联动，不约而同进入对枫桥经验的推广宣传，比如《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系列片《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其中被媒体引用最多的，便是那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中共官方重提“枫桥经验”，首次将习近平与毛泽东并列（图源：中国法学会）
重提“枫桥经验”为的是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为的是将中共曾经夺得政权的法宝，也就是中共官方语境中的传家宝“群众路线”实践好。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
此初衷之外，习近平与毛泽东如此简单直接的并列，着实戳中了很多墙外媒体以及自由派的神经。
比较温和的评论只言，“习近平重提受毛泽东重视的‘枫桥经验’会再次给批评者口实，说习近平具有毛泽东色彩，推行反民主和自由的政策。”激烈着则直接批评，习近平早已不把邓小平放在眼里，他就是第二个毛泽东。
将习近平比作第二个毛泽东早已不再新鲜。“习近平思想”入宪时，外界惊慌此举意在与毛泽东比肩，习近平不由分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外界又惊慌习近平就是想“黄袍加身”，就是想成为“毛泽东第二”。有此铺垫，习近平任何肯定毛泽东的表达，包括言语层面和行动层面的，都会被外界拿着放大镜来仔细掂量。
外界的忌惮与担忧不无道理。毕竟毛泽东连带起来的公众记忆，既有对这位开国领袖在革命年代以“小米加步枪”带领中国“站起来”的感恩戴德，也有反右、十年文革等颠覆性错误留下的难以愈合的伤疤。所以当习近平与毛泽东并列，并且做派越来越像毛泽东，除了良好期待，更多的是恐惧于中国走回头路。
那么问题来了：习近平的本意究竟如何？与毛泽东并列是不是习的初衷？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想当第二个毛泽东？
当习近平修宪之际，就在《被扭曲的宪改 “黄袍加身”之外的中国大变局》一文中清晰表达了立场和态度。就彼时的宪改而言，“如若对于这位政治强人第二个任期开年的宪改之理解，仅仅停留在谋求二十大后的连任，或者意图成为‘毛泽东第二’，则未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番宪改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的中间一环。其背后，不仅包含着习近平对于当下中国之思考，同时也内含之于未来中国乃至世界之构想。”
同样的逻辑，如果习近平与毛泽东并列只得出“习近平想成为第二个毛泽东”，也未免盲人摸象。
毕竟并列之外的更为核心的意涵，是如何解决普遍存在且积重难返的基层治理问题。不过，为达到此目的，是不是有更双赢的做法，比如既避免外界的担忧，也推进了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对相关部门而言，可能是需要吃一堑长一智的。
提到“避免外界的担忧”，源头可能还需要追溯到习近平自身。如果说十八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习近平还试图在左右之间腾挪，以便“左右逢源”，所有才有了2013年那场带有大辩论质感的“宪政大讨论”，以及全民围观薄熙来庭审微博直播的盛况，那么到了五年后的今天，随着一众媒体的出局退场，尚且在局内媒体的众口一词，习近平这位继毛邓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似乎已经有了足够底气不拘于左右，以至于“超越左右”，强势确立己方的核心地位，以及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便是此番超越的演练与“实操”。
“不拘于左右”、“超越左右”的后果之一，便是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极左“妖风”刮起，以为这就是最高领导人的本意，极尽宣传鼓噪之能事。
“民营经济退场论”这种背离实际的极端论如何能掀起一阵狂风巨浪？从重庆到福建再到浙江的“高考政审”风波又何以搅得公众心内不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了一场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因习近平未提邓小平的名字，也被外界想当然地解读为“去邓化”，而且能收获一定流量和眼球，也是线性到令人哑然。
“民营经济退场论”这股妖风已经在习近平的三令五声中得以一定程度的平息，如何遏制越来越多的“妖风”刮起，对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而言，还需要自我检讨，如何才能“治标又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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