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1978年，这个村庄的18位农民以捺手印的形式大胆实行包产到户，开启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声，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40年时间过去了，小岗村从“包一代”繁衍出“包二代”“包三代”，营生方式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发展出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多种经营模式。小岗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史。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作者前后1年多的时间内，数十次走进小岗村，以及小岗村人足迹延伸的地方，采访了100余人，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描摹了50多位人物40年来的人生轨迹，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小岗村40年来风雨烟云和成长成功。
严俊昌有几分严峻！回忆起当年的苦日子，他国字脸上依然会充满愤怒，这时候严峻感就会更强烈一些。
严俊昌记得很清楚，新中国成立后那几年，人们分到了土地，小岗的光景是非常好的。土还是那方土，水还是那些水，怎么这光景一年不比一年呢?当过三任队干部的他，至今记得当年人们上工时懒散、消极的情景：队长哨子吹破嘴，催人下地跑断腿，喊了半天人半数，到了地里鬼糊鬼。晚上工，早下工，到了地里磨洋工，反正记的一样工。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值一包光明烟。当时的光明烟一包也不过两毛钱，可对于靠种地干活的小岗人来说，买一包那是奢侈的。大呼隆，瞎指挥，穷过渡，干多干少都一样，收不到粮食，没有饭吃，只能去讨饭。“哪里都去，苏州、扬州，浙江，我都去过。”30多岁的壮年庄稼汉，上门乞讨，“数门头”“查户口”，点头哈腰，看人脸色，心里着实憋得慌。
分地干1年，粮食就丰收。“那年景，家家锅门口都有粮食，直堆到屋笆子，我上报的数字是13.3万斤，那还是保守的说法，事实上都有18万斤，光花生就收了3万斤。那年过年，小岗生产队里杀了19头猪，再没有一个小岗人出去要过饭。生活是不愁了。”
说到那个时候，严俊昌最为兴奋。“大包干”开始时，小岗村到梨园公社，是一条茅草掩映的小路。一年下来，大家要到公社去卖粮，路无法拉板车运输粮食，这就催生了小岗村第一条土路。村民“分段承包”，每户人家各修一段土路，通到梨园公社街道。
1983年《滁州日报》摄影部主任汪强在小岗过春节，大年初一，他记录的小岗和严俊昌是这样的：
“新年好，万事如意，恭喜发财！”我们在队长严俊昌的陪同下挨门串户；孩子们在给老人拜年祝寿，青年人在双双对对嗑着瓜子打着扑克，媳妇们边包水饺边听着音乐，谈天说地。我的手上一会儿塞满糖果瓜子，一会儿递来香烟热茶。所见之处好不眼热，“泰山”（拖拉机）躺在院里，“凤凰”（自行车）停在厅堂，“飞人”（缝纫机）立在闺房，“熊猫”（收音机）响在桌上，“钻石”（手表）戴在腕上，那块块猪肉横在梁上，鸡鸭飞进厨房……处处抬头见喜，家家福禄满门。
一阵香甜的笑声把我们吸引到庄南的乡场上。原来，全队的男女老少都在这里，正举办着一场别开生面的拔“富”比赛。两队人马各持一方，一根长绳中间红绸上系着一个“富”字。一声令下，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一跌一仰，个个心花怒放，发自心底的串串笑声传遍了整个小岗。
汪强的这篇报道，让我们见识了“大包干”开始后的几年，小岗人的欢乐心情和饱满精神。
千百年来，小岗人一直是故土难离，当年讨饭，走得再远，到时候也会回来。“大包干”后，没有人讨饭了，大家就都在村子里种地，这里的熟地加上开荒地，人均有5亩多，若是风调雨顺，稻麦两熟的气候条件，小岗人就会觉得很滋润。1994年的小岗依旧是一派田园景象。村民差不多都住上了20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盖起来的砖瓦房，全村人口从开始“大包干”时的２０户１１５人增加到４４户１５７人。家家有收音机、电视机了，但是彩电不过三四台。洗衣机有了不少，却因自来水没解决大都闲着；种田人隔三岔五地能吃上肉和鱼了，电冰箱却没几个，副食品种显得单调。严俊昌明明白白地对钱江说：“我们仓里的粮食堆满了，可兜里的钱不多，生活质量不高。待有了钱，我想买个电冰箱。”当时以华西村、长江村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富足起来的农民正在奋力走进信息时代，但小岗村连电话线也没有拉上。“大包干”带来的欢欣过去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小岗村人普遍觉得缺了什么。
就农民存款而言，1994年初小岗44户人家的存款只有2６万元，其中过２万元的不过两三户而已，有些人家没有一分钱存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1990年后的“万元户”早已不是“大包干”之初的概念，只是温饱生活的代名词了。不必讳言，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小岗人在飞一般闯破集体化的桎梏后，又陷于田野的泥泞中了。
回忆那些年的时光，严俊昌说：“‘大包干’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七八个孩子，全家就1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的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后来都是用拖拉机拉。当时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吃、穿、住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开始几年没有乱收费，村民才富一点，但不久后就开始乱收费了。”
一个部队的师长来小岗参观，他到我家，我问他：“我们这样(单干)能干多少年？”他说：“现在邓小平在，政策不会变，我就怕地方的腐败官员看你们有了，虽然锅里还没多少，他们就你一勺我一勺把锅里给挖空了。”
当时我还不信，后来他的话就变成现实了。
单干后，我家有四五十亩地，那个时候干的收入只够缴费。农业税就不说了，“三提五统”“三提五统”是指三项村级提留和五项乡统筹。村提留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包括三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乡统筹是指乡（镇）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包括乡镇、村办企业、联户企业）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2006年农业税取消后，“三提五统”也随之取消。也不说了，还有名目繁多的说是为群众服务的代收款，比如用于集体抽水的费用，不用水，你也要给“基本水费”，其实那几年根本没抽多少水，剩下的钱也不还给农民，代收到他们自己的口袋去了。再比如“基本建设费”，每个人收二三十元。收上去了什么也没建设。要收费了，我们几个村干部就得打个报告，今年想要为农民干点什么，变相收费。
我不识字，就请一位学校老师，把我口述的反映乱收费的事情写下来，让人带给王郁昭，请王郁昭带给了万里。
那时上面只要来了人，我讲了实话，上面的人就会找县里面。县里面就认为我老严尽说实话，他们就不高兴。有的领导找到我说：老严你一天到晚给群众打官司，群众的收成我们扒去的还不到两圈。我就说，你两圈他两圈，总共有几圈呢？我如果不讲，对不起党，也对不起群众。我们就要说实话，我们政府只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有希望，不能净搞弄虚作假。有人说农民种地那么富，人均收入那么多钱，其实没有。实际上只能解决温饱。哪有那许多钱？我们每年人均只能收到七八百、上千元的样子。
我又说，大集体为什么不行？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可我们现在这样单干后生活都过好了，为什么党和群众的距离又拉大了呢？为什么群众瞧不起我们干部呢？现在净搞什么乱摊派、乱罚款，见你种烟、种棉花、种油料，都要收钱，连养猪还要收20元的猪头税。那些费用多的一户有两三千元，我家有一两千元。这种乱收费、乱罚款农民怎么看得过去？我们赚的还不够政府要的，这不是个问题吗？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小岗原是严岗村的一个生产队，用现在的叫法，就是村民组。我原来分田包干是在小岗队开始的。“大包干”几年后我就在严岗村干了，先是副村长，后来当村长。由于改革开放成就越来越大，小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具有村级意义上的小岗村，就是从1993年开始的。现在你能看到的村西口的牌楼，就是我那时候竖起来的。钱是上面给的，也是我搞的面子工程吧。当时，牌楼下面的道路是砂石路。1994年《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可以看到牌楼和砂石路。
我回小岗村来做村支书，也是想着能办点集体经济产业。县里也想要扶持小岗。1９９３年，在县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小岗村大幅度增加花生种植面积，试种中药材，新栽桑树６０亩，还种下了３０００棵柿子树，搞多种经营。小岗地处偏僻，道路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县里帮着修了一条7千米的标准砂石路，通到了小溪河镇。后来，这条路又铺成柏油路。１９９３年下半年粮食价格上涨使小岗村人得了益，当年小岗村人均收入１１００元，首次突破千元关。
这一年，滁州的扬子集团赠给小岗村1辆２５座的小客车，车厢上写着大字“赠给农村改革的先锋”。看着这车，我是打心眼里高兴，但听着人们念那字，我又坐立不安。我们还是先锋吗？为了发挥效益，村里把车交给曾在当年按下红手印的严学昌承包。县里的一位领导开玩笑说：“小岗村有自己的‘第三产业’了。”
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农民的代表人物，严俊昌对土地的感情无比深厚。他一直坚持着一个观点：“民以食为天，万事根本粮为先。”我们农民靠的就是土地！现在已经明确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民的，至于在经营上是“分”还是“合”，并不重要。谁能多收粮食，多挣钱，就让谁干。现在关键的是要教育下一代，把地种好。种地是一种本领，不是谁都能种的，也要学。干哪一行，要像哪一行，都得学。当农民，还要能吃苦。传统中国农民身上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是美好品质，要教育下一代记着，没有天上掉馅饼的那种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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