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郎咸平说,自从金融危机来了以后,需求萎缩,所以什么商品都在降价,只有他的讲课费和出场费在涨。他这话说得未免夸张,其实哪次金融危机来的时候,都是经济学家走穴赚钱的大好机会。不止是他,稍微能做一点宏观经济分析的搞经济学的人,不管是不是经济学家,都能逮着机会狠赚一笔。
克鲁格曼来了,又走了。来这一趟到底赚了多少钱,他的出场费是多少,虽然这些年中国媒体挖边角料的工夫大有长进,也还是没有挖得到。现在已经知道的只是,虽然他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地方讲得内容都大致相同,而且他讲的内容都是早已在媒体上已经出现过的观点,但是他的演讲的门票却是一分钱也不肯少。据说是 5.8万元,得一个普通的小白领忙活一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买得起一张。最便宜的也要5800元,就连以往这种场合都是掏钱请去参加的记者,这次也难能搞到一张。
当然,国内的“著名经济学家”之流就不用掏钱了,都是被主办方----也就是克鲁格曼中国之行的经纪人单位----请过去“与克鲁格曼”对话的。
不过,从会后媒体上报道的情况看,经济学家们这次对话参加得似乎都不大愉快。从网上的报道看,克鲁格曼不仅一点不给他的中国同行面子,而且还动不动就用“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是非常可笑的”之类的言辞回应给他提问题的中国同行们。但要说最刺激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我倒觉得应该是,他们发现原来经济学家也不是无产阶级,还是有祖国的,而且人家克鲁格曼还很爱他的祖国。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虽然对什么时候结束中所纷纭见仁见智,但大体上都还同意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美国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发展和监管缺失。而且,现在各国也大体上至少在口头上同意加强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发达国家也都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应该负主要责任,并且也基本上同意在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各国也都同意,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改革,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必须改变。虽然发达国家说一套做一套,但是明面儿上还是没有赖账的。
但是克鲁格曼却不同意。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是在广州,参与对话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最主要的当然是美国会不会在阻止危机进一步恶化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克鲁格曼却既不同意金融危机是美国的金融体系造成的,也不同意美国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按克鲁格曼的说法,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的过程,不能只怪美国。至于美国要承担责任,克鲁格曼就说,要是十多年前,美国当然要承担主要责任,因为美国那时候是超级大国,但是现在就不行了,现在是多极世界,要承担也得欧洲、日本和中国一起承担。
他还讲了一些别的观点,但总体来说,他在中国所宣传的就是:首先,美国不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其次,美国没有义务承担比别的国家多的责任;再次,美国不但没有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在阻止危机恶化方面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最后,他既不同意改变美国改变美元的国际地位,又认为人民币也充当国际货币没有必要。而这些观点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决维护美国的利益。
而中国这些年来流行的经济学知识早已告诉人们,自由贸易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已用他们的身体力行告诉人们,经济学家是没有祖国的,都是“世界公民”,所有对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的强调都是民族主义的、反全球化的,当然也就是错误的。
但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的诸多表现却恰恰说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是两手抓两手都很硬的。到底是用哪一手,就看哪一手对自己有利了。当发达国家需要别的国家的市场和资源的时候,他们就呼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当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与他们之间存在贸易顺差的时候,他们就会举起反倾销的大棒来了。所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出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曾经被反复开导要搞自由贸易不要搞贸易保护的中国现在反而成了自由贸易最积极的倡导者,不仅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到处宣讲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曾经的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美国国内却出现了“只买美国货”的呼声,反倒搞起贸易保护来了。
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也告诉人们,经济学家其实也不是那么“世界公民”,自由市场并不是唯一的信条,他们也一样会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如果说克鲁格曼在中国所宣讲的观点对中国经济学家没什么太大启发的话,那么他们应该从他身上学会这一点,经济学家也要爱国。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家没必要老是跟着《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的舆论导向转,给外资在中国的扩张当吹鼓手,而当中国收购国外企业时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又是反对人民币国际化,又是对中国增加在IMF 的发言权的要求冷嘲热讽,而是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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