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智库（think tank）即指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或“智慧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决策咨询以及智力支持的公共研究机构。随着智库在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不少西方媒体认为，智库是继新闻、立法、政府后的“第四部门”，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图源：VCG）
智库文化发展历程
智库一词最早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的军事术语，当时是指那些用于商讨计划和战略的安全（反泄密的）室。 20 世纪 50 年代时，它第一次被用于描述合同型政策研究机构，诸如战后由军方建立的兰德公司。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智库”已进入了流行语料库，然而它的定义尚不明确，用来指代所有私立研究组织。智库数量得到迅猛增长是在20世纪70~80年代。虽然智库一词大致是20世纪的产物，但古往今来的中外历史上都可以发现智库的影子，例如中国古代的“门客”、“谋士”，例如西方在两千年前也有诸如专家顾问和知识分子为统治者在政治生活中提供指导，比如希腊西哲亚里士多德曾教导亚历山大大帝。
虽然中西在古代社会中均有智库的影子，有学识的政策顾问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政治史、传记和治国理政丛书等的中心议题。但现代社会意义中的智库是一个组织，并非古代社会中以自然人为组织要件的“谋士”。智库并不等同于官方体制内的政策研究机构，也不等同于提供理论知识的学术研究机构。因为智库的核心功能在于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但智库往往不愿意被误解为是带有特殊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比如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始终强调其核心价值观是质量和客观，注重事实与证据。基于此，智库需要不被官方体制权威所左右的理性知识，但这种理性知识并非纯粹得不食人间烟火，终究需要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来解决现实问题。
智库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在社会中的作用。智库是公共决策的外脑、现代公共决策的重要环节，智库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知识精英的活跃程度和一国的文化软实力，有助于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都伴随着思想的崛起。而智库正是以汇聚一批具有专业知识、思想活跃的人士，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因此许多国家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发挥智库在专业知识、人才储备、思想引领、创新价值等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尽可能吸收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合理建议。
而智库在今天得以大规模发展的现状，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智库的发展模式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条件、传统文化、政治体制和发展环境等因素共同决定的。一国的发展进程往往伴随着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的发展，智库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体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次世界大战，是智库产生并开始发展的时期。启蒙运动强化了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工业革命使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现实问题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已无法以一己之力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专门为决策服务的各类咨询研究组织应运而生，一般地说，英国被认为是智库最早的发祥地。一战后，西方国家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对政府管理决策带来空前挑战，迫使西方国家政府开始向更为专业、系统的思想库寻求帮助。伴随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成立了一批各自的思想库，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
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是智库实现实质性发展的时期。二战结束以后百废待兴，世界各国面临国内各种堆积下来的社会问题一筹莫展，国际上以苏联与美国各自为首形成的两大阵营，都对综合性、前瞻性决策研究提出了需要。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和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则使智库发展具备了应用现代方法、技术从事专业研究的更大可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智库顺应时代的呼唤，以及发展条件的成熟，从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美国的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威尔逊研究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英国的政策研究中心、亚当·斯密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德国的经济研究所等智库都成立于这一时期，美国成了西方智库的中心和现代智库的样板聚集地。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智库力求实现新突破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不同国家也面临政治生态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智库的作用逐渐在全世界范围为人们所认可，智库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征，呈全球化发展态势愈发突出，专业化竞争日益强烈，多学科并用愈发明显，现代传播推广手段日益广泛的发展趋势。
西方智库何以走在世界前列
概括来讲，20世纪初智库诞生以来，美欧发达国家智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欧美智库依据各自国情与社会制度，探索并形成了适合本国智库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智库与政府的关系模式中，美欧智库呈现出各自的殊性：比如美国智库大多数强调其发展独立于政府、党派或利益集团，欧盟国家智库并不避讳与政府或政党的密切关系，依附于政府或某个政党就成为智库现实中的选择，并形成了与政府关系密切、党派属性浓厚、与政党共进退的传统。但综合来看，美欧智库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除了彼此的特殊性，更是因为它们在很多方面具有的共性。
中德智库呼吁加强交流维护自由贸易，图为周小川在“中德经贸关系及未来影响研讨会”上致辞（图源：新华社）
“旋转门”机制将知识专业性与政策实践性相结合。“旋转门”机制主要体现为：智库内知名专家应邀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同时从政官员回到智库继续从事研究。这一机制的合理之处在于：“旋转门”为学者们提供了与政策决策者接触、政策研究的环境，进入政府的专家学者了解政策研究和政治现实，从而将自己的理论知识学以致用，此外他们会比其他官员更乐意听取智库相对客观理性的声音；回到智库的前政府官员，因为有着在政府内任职的经验和见识，因此在研究问题时除了丰富自身专业知识，还能能更多地考虑现实情况，提出对策的现实针对性更强，因而更易被决策者采纳。但也需看到此机制的不足之处，比如人员流动过快恐不利于智库的专业化和持续发展。
多元化的经费来源。虽说智库独立性的要以并非财政上的独立，而是观点的独立。但观点独立与否受经费来源的影响，换言之，如果尽可能得保证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以及独立性，更能保证智库的研究过程与结论不受单一资助方的利益干扰，从而尽可能地确保其客观、中立、理性，不至于使智库本身从政策建议者沦为政策阐释者。欧美智库的运行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自身经营性收入以及社会各界的捐款。比如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同时为空军、陆军、国防部长办公室等众多政府部门服务，布鲁金斯学会的运作资金主要来自创始人布鲁金斯的基金、社会捐助、培训以及出版物收入，其中，80%来自捐助。它们都是让机构运行经费来源多元化来保证自己的研究不受某一利益集团影响而持续生存，为形成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公平发展的格局创造了条件。
研究对象以问题为导向，研究领域专业分工细，综合性强。与研究文本、梳理知识学术研究有所不同，智库学者以问题为导向，因此生产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在这一导向下要求智库学者必须对某个领域具有长期、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必须对他所研究的问题具备专业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因此虽然欧美智库的研究范围几乎覆盖公共政策的各个方面，但欧美智库都会主动突出其自身特色，根据专业优势来选择研究领域。不过基于现实的复杂性，每个问题所针对的研究领域又需要具备综合性知识，在以重大现实和战略性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项目中，往往把不同专业背景和从业经历的人员云集一起，包括知名学者专家、企业精英、卸任政府官员等，他们充分利用交叉学科和复杂知识体系应对日趋复杂的公共问题，由此来提高研究成果的实用性。
传播渠道数字化、常态化国际合作。欧美智库高度重视智库成果传播渠道建设，大多设有负责成果信息传播的部门，运用新技术推广智库研究成果，借助报纸、期刊、网站和社交平台，解读政策内涵、传播观点主张、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影响决策者。欧美智库大多采取开放政策，把“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通过实施国际化合作与跨国研究，建立广泛的国际智库合作网络，在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同时，发挥智库对解决全球性议题的积极作用。比如美国兰德公司每月组织150名调研咨询人员参观访问其他科研机构，同时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约400名智库同行和政治家的访问。
中国智库与西方智库的差距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已经形成庞大的智库体系。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排行榜《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6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中国以435家智库数量，位居第二。从智库数量规模来看，一个蓬勃的智库竞争市场已经在中国建立。当前，中国基本形成了官方、大学和民间智库共存的格局，其中官方智库是中国党政系统决策智力支持的主力。当前中国智库呈现出典型的聚集发展态势，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智库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全面指责中国”的演讲中引用了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多名高级研究员的观点（图源：AFP）
尽管智库在中国的数量和发展规模十分可观，但发展质量却让人担忧。宾夕法尼亚大学《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中提到，中国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六家智库进入了全球前150名顶尖智库排名。201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的“新型智库建设与中国经验”研讨会上，不少学者认为中国99%的研究机构可能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智库”。这一高比例的数据并非严格意义上经分析论证后得出来的，但确实也反应出中国智库的质量跟上述西方语境下的智库标准尚存在差距，习近平也曾指出“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
与美欧发达国家智库相比，中国智库在思想创新、传播与消费方面还有不成熟之处。具体表现在：中国出现智库泛化、过度传播、智库媒体化的现象；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涉及智库业的法律法规几乎是空白；智库新媒体影响力与美欧国家智库差距很大；中国智库的公共外交意识和能力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发展需要。
其中智库研究质量与思想创新能力相对滞后是一个让人尤其担忧的问题。大学、社科院、政策研究机构以及民间智库等对自己的定位不清晰，导致各种类型的智库发展目标趋同，特色不明。有着官方背景智库的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创新动力不足，非官方智库缺少使其有效参与决策咨询工作的制度安排，普遍存在战略谋划与政策研判能力不强，即基于既有部署的阐释性、延伸性研究较多，针对未来发展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谋划和针对当下改革过程中化解突出矛盾的对策性建议较少。此外研究框架有局限性，研究选题多基于学科专业分类，导致热门领域出现重复研究，一些潜在重点领域未受重视。与研究方法和手段陈旧，研究中高效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解析战略趋势与研判发展走势的创新实践不足。最后，研究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智库既缺失长远、战略性的眼光，又被指为缺少事务细分的空洞无物。
不少评论将中国智库思想创新能力欠缺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智库依附性较强。长期以来，中国多数智库依附于党政系统。2012年中国智库蓝皮书指出，目前中国95%是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发展不起来。而绝大多数有着官方、半官方背景的智库，因为经费的依附等因素，由政府部门主导，以致于他们研究问题时也大多代表政府部门利益，在政策制定方面不能从全社会角度出发，实际上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有时也存在冲突，从而无法做到中立和全面，很容易走样沦为政策宣传者。此外中国智库不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都不太注意向下交流，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制作的《新时期加快我国政策咨询类智库建设的建议》就曾提到，中国智库主体为党政系统主办的研究机构，其政策建议讨论缺乏不同群体深入参与，公信力不够。
虽然近几年，美国一些智库研究机构对全球智库影响力进行排名，其依据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检验，但中国智库确实存在以上种种问题。因此这些年来中国不少的专家学者纷纷对标国际智库，去国外考察智库的运行。建议要实现智库思想产品的独立性，需要借鉴西方智库在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在健全专家咨询制度、给与智库更多独立空间、建设中国智库旋转门、明确智库定位分类，加强智库研究领域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的统一等方面下手，当然这些方面的落实需要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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