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人体比喻中共的组织架构，中南海的一众高层大概就是中枢大脑，是整个执政体系的上层建筑，他们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根本样貌和底色。
部分中层官僚正成为中共执政过程中必须检视的问题根源（图源：Reuters）
为数众多的基层官员可以视为躯干和四肢，其纪律性和能动性，以及效率与执行力，直接构成行为本身并影响行为结果。相较于高层，他们是中共的微观体现。
而大量中层官员，则是隐藏在体表之下庞大密织的“神经网络”。他们是沟通决策层与执行层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通道，在政治结构中位于中间位置，也是中坚力量。
凡此三者，若能配合融洽各行其是，自然政令畅通如臂使指；可一旦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也必会产生整体影响，拖累全局。
2018年以来，中国的内外部环境进入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时期。由于经济下行，社会的发展预期普遍低迷，不少新旧问题集中喷发后显得格外醒目，其影响较之以往有所扩大，恐慌、不安、质疑等情绪开始成为社会心理的重要支流；在外部，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不但在经济层面对中国产生切实冲击，也使中共在外交等层面面临激烈检视，乃至对十八大以来中共的外交战略也出现纷纷议论。
这种内外因素的同时动荡，就产生了某种“临界式”的氛围，即社会情绪到达一定浓度后，任何微小的特殊个例都会迅速上升扩大为现象级的事件，产生超越惯例和通常逻辑的影响。
诸如“国进民退论”、重庆高考政审风波、整顿关停自媒体等事件，都在已然紧绷的社会情绪中轰然炸裂，乃至到了不得不由习近平亲自发声才能平息非议的地步。
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即便有无法避免的客观因素存在，中共仍需为此检讨，在各个层面找出问题产生或助长问题扩大的根源。
也正是因此，对中层官僚进行检视就显得异常必要——一旦“神经紊乱”，则全局必然瘫痪。
具体而言，目前中共的中层官僚群体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政治投机。这在2018年7月前后的“梁家河大学问”事件中体现尤甚。彼时陕西省社科联推出“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使舆论场对个人崇拜的反弹急剧上升，形成重大舆情。
投机的特点在于，他们极度唯上，热衷于研究高层的一举一动，并试图从中嗅出政治风向。而一旦有所得，则必然争先恐后，唯恐不显眼不瞩目，希望以此博取政坛资本，扩大上升可能。
二是乱作为。这体现在对高层政策的曲解歪解，典型者如官场上“宁左勿右”的风气。
长期以来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从政者面对具体问题尤其是涉及政治站位的处理上，宁可“做过头”也不愿“落于人后”，渐渐形成一种奇异的政治正确。在愈发强调政治规矩的今天，这被众多官员当作明哲保身的最稳妥利器，本质上是人云亦云，属于极端保守之举。
三是不作为。相较于乱作为，不作为在十八大后正变成中共政坛新的顽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
当然，上述种种绝非单纯在中层官僚群体里存在，不过因中层的权力与职责特性，当他们出现这些问题时，能够产生的破坏性就尤其大——上可使高层意志面目全非，下则使执行官员张皇无措，整体上模糊乃至于改变政策的原意，令最终效果南辕北辙。
如评论者所说，“部分中层官僚正在成为新的乱源”，其言实为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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