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垂垂老矣的大清帝国分崩离析。
老大贫弱的中国挣扎着抬起头，睁大眼，要看穿重重迷雾，寻找未来的方向。
正如百家争鸣的春秋，当各地诸侯擦亮枪炮、招兵买马占地盘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忙着引入无数的思想学派，期待救国图强。
在思想的战场上，中国知识分子们纵横驰骋，引来无数西方的思想学说，洪水猛兽般冲击着五千年的古老思想痼疾；真枪实弹的中西交锋里，一盘散沙般的中国成为强国们鱼肉。
当东方垂老帝国的莘莘学子们，眼见国事荒芜、民生凋敝、外交受辱，不顾北洋军阀的镇压，满心怒火地汇聚到天安门前，呼唤着“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身影，划开了一整个时代的铁幕。
九十年前慷慨激昂身影，凝聚成的“五四精神”，正如其他历史遗产一样，被无数的后人按照各取所需的原则来解读。
五四精神的关键字包括了：爱国图强、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思想解放、要民主、要科学、要进步、打倒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等等等等。
重视文化者，必先从新文化运动下手；爱民主者，必高喊德先生之名；重实业认科学者，则先谈塞先生的伟大；打江山者如毛泽东，则强调五四的革命意识和造反精神。
五四时期，无数人为中国的历史进程开出了各种药方。可中国没有按照“民主”“科学”的药方吃药。
历史中有偶然，也有必然，但绝没有如果。
最终中国选择了“马先生”（经常看台湾新闻的朋友请注意，这里的马先生不是帅哥马英九，是德国大胡子马克思。）的道路：在无数书生空谈“德先生”“赛先生”救国的时候，北大的图书管理员扛枪走向农村，摆脱了共产国际不合中国国情的瞎指挥，在山沟里创造出了红色的武装力量，捏合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当时国情的思想紧身衣。
雄健的湖南强人，经过了多年苦战，用“马先生”统一了中国，完成了不受列强欺凌的梦想；但中国也因为强人把持续的革命热情灌输进红色队伍，以无限扩大的五四革新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清洗，让中国走到了经济崩溃、文化灭绝的边缘。
1911到1979年的中国，“德先生”和“赛先生”vs“马（克斯）先生”，0：1；
直到毛泽东逝去，另一位开明的强势领袖依靠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用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来接过了政权。在此之后非但毛泽东强调的五四革命精神不仅风光不再，其他对五四精神的解读角度，如民主、人权一起成为非主流。
睿智而实干的邓小平，用另外一个“马先生”（再次强调不是马英九，而是market，市场经济）放开了中国人的经营手脚，让东方天生的商人们摆脱了“姓什么”的纠缠，魔术般地带来了中国经济的三十年荣景。
本来应该是五四“德先生”和“赛先生”精神最佳载体的中国知识学术界，在1949年以后连绵的运动中失去了自主的魂魄。而改革开放带来的庞大经济利益让多数人感受不到思想的束缚，人们在追求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中既对官样文章不屑一顾，也不会为知识分子絮絮叨叨的说教而驻足倾听。
失去了有魂魄、有灵性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载体，要脱离“爱国强国”的角度来谈五四精神，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
1979到2009年的中国，“德先生”和“赛先生”vs“马（market）先生”，0：2；
难道，曾经红极一时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真的如某些香港戏子们说的，“不适合中国人”？
未必。
随着“马先生”不单给中国带来了财富，更带来了社会分化和利益集团化。一个社会中，逐渐开始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就需要有其代表为其争取利益，和其他的利益集团进行协商、甚至是交易。而这样的协商、交易都要逐渐摆脱血腥的争夺，转入妥协的模式。
在一言九鼎的强人逝去后，中国也开始进入了“集体领导”模式。
在最近《中国青年报》上，也已经有了“政敌团队”和“政治妥协”的讨论。文章说到，在中国历史上，政敌之间历来就是成王败寇。得势者一旦登上权力舞台，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异己，把那些与自己政见对立或不同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作者从奥巴马引入政敌进入执政团队展开来，讨论到“政治是实现人们自我管理与共同存在的机制，人们通过它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改善生存环境。因此，政治对手之间必须有妥协精神，不同政治阵营在政治竞争中不应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而应是共生共存的伙伴，以此在同一个政治体制下，获得最大的利益与生存空间。给政治对手以尊严与机会，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只要能促进社会进步，“政敌团队”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
我们且把眼光放在现在的中国。虽然经济增长和物质享受是大家主要追求的价值所在，但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社会公平、人身自由、科学发展、法制建设等等，都会必然重新萌芽，来保证社会整体长期和谐、稳定、发展。
谁说“德先生”在中国一去不复返？
他会以一个黑头发、黑眼珠、黄皮肤的形象，以东方的模式在中国生根发芽。
是政敌团队？是党内民主？无论你怎么叫他，经过九十年风雨的德先生总会悄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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