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强调市府的偿债能力和拒绝负债，成为许多候选人重要的政见内容，例如柯文哲强调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将债务减至948亿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角逐高雄市长的韩国瑜，其主要的政见内容，也是强调要解决市府近3,000亿元的债务。
拒绝举债能召唤人心并获支持的可能原因在于，它给选民一种“反腐”、“清廉”的感受，因为人民厌恶没有效益，以“公共”工程名义兴建的“蚊子馆”，同时也会担心“债留子孙”。
然而，如果一昧把政府负债或财政赤字视为是执政之恶，而不探究造成赤字的原因和内涵无疑是危险的。因为一个“财政平衡”的政府对于人民福祉未必是好事，举例而言，台湾自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政府虽然长期维持着财政平衡，但现实却是以压缩社会性消费支出，如社会福利系统的建立为代价。
以探讨分配不均问题闻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就反对政府为了控制财政赤字，而缩减支出的“撙节”计画。斯蒂格利茨强调，“财政赤字未必是问题”，问题是支出是否是投入有益于公众福祉的投资上，尤其在经济疲软时，政府更应该增加支出。
柯文哲表示其偿还的市府债务是台湾民选地方首长的最高纪录。
因为政府在社会安全网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除了能够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风险，也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内需消费，而社会保障的提升，也将有助于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扩大支出，不能被简单视为负债，而是社会的公共投资，短期能防止经济衰退，长期可以促进经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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