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群有界，分类无涯

大英百科全书中，分类指基于生命体之间的自然关系，建立的层次的阶元系统。生物分类一般也被称为分类学（Taxonomy）。关键人物如：林奈、达尔文、拉马克等。某种意义上说，阶元系统来源于生命体，特别是标本，力图反映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抽象后作为框架发表在文献之中。具体而言，分类离不开标本和文献的积累和收藏，也需要理论与技术不断创新，才能更新分类框架。

在历史上，这些开创学科先河并奠定坚实基础的学者，对很多生物类群都开展了研究工作。及至到世纪之初，生物分类学也是首当其冲，推动了中国科学发轫于新文化变革之际。随后，在中国生物学界涌现了一大批长于分类学的学部委员、院士或著名学者。他们大部分从欧美日等分类学基础雄厚的实验室归来，拥有重要的文献和技能，且熟谙当时国际最新理论与技术。即便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前辈们也培养了青年人才队伍，并对很多类群做到了和国际平齐的水准。追随前辈的足迹，阅读他们留下的文字，我们体会到他们对分类学科的专注、热爱，对青年人才的渴求和培育。

互联网兴起之前，文献、标本是分类学必备的法宝。一位专家收集文献越多、看的定名标本（包括模式标本）越多，其水平越高。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在专门放蜉蝣文献的一个柜子旁边看标本。打开这些文献抽屉，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叠叠尤大寿教授、归鸿教授、吴钿教授、苏翠荣教授等手写的卡片。文献柜中还有一些远在国外学者帮助翻拍的胶卷，洗印出来的文献照片。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本Ross 博士80年代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研究蜉蝣卵壳外部形态的学位论文。我本科论文，就在苏老师指导下，在生物系的扫描电镜室研究了几种蜉蝣卵壳的外部形态。当时指导我操作电镜的是杜开河和王文两位老师。这篇文献后来对我一直充满诱惑力，让我体会到扫描电镜和解剖镜的区别。我也就此申请进入系里的资料室，借阅电镜相关书籍，更进一步接触到《动物学记录》，并借到了对我影响深远的《数量分类学》。

研究具体属种，还需要更加专门的文献。即便有前辈的积累，我在硕士期间还是苦于缺乏一些关键文献。我曾经给一位英国的专家McDonald写信，希望获得他的几篇带检索表的文献。从北京西路邮局寄出去后，几周过去了，毫无音信。好像是两个月后，我终于收到一大包文献。老先生把他手头能有的复印本都寄了过来。信中称我为“Dr. Zhu”。本来还为花了15元国际邮费而收不到回复而有些懊悔，收到邮包并看到这样的称谓和关心，心里油然而生对老学者的感恩。后来更多接触国际学者，才逐渐体会到在欧美分类学者对青年人的期盼。特别是在欧洲，具体类群的青年人队伍都不是很多。每个类群的专家总有些“独孤求败”的感觉。

到了动物研究所，办理了图书馆阅览证，一下就接触到更多、更宽的专业文献。我大约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把《动物学记录》早期小蜂总科的文献索引整理了一遍。同时把Systematic Zoology（Systematic Biology的前身）和Cladistics几乎所有的论文看了一遍。这个阶段，可以说如饥似渴的浸润在知识之中，也仿佛置身于生物系统学80年代激烈的论战中。当时，动物研究所图书馆，吸引了中国大量动物学，特别是分类学者到访，借阅资料。白天花一部分时间看文献，自然看标本的时间就少了。动物研究所标本馆积聚了一批顶尖的分类学家，也积累了很多定名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我就更多利用晚上的时间看标本。当时还有张彦周师弟一起，几乎每天晚上一起看标本。楼门一锁，干脆就不回宿舍了。这样还有个好处，我们可以更多利用当时实验室（生物楼216）配置的一台Leica解剖镜。我更多用一台Opton的镜子，把采集到的小蜂分门别类。文献中提供的属种检索表编制得再好，每个分类学者对形态术语的理解角度和程度也可能各有不同。因此，检视定名标本在属种鉴定工作中极为关键。很多先生通过当年非常珍贵的国际合作交流机会中，带回了部分定名标本，甚至副模标本，都珍藏在动物标本馆中。

珍贵的文献和标本收藏，再加上类群千差万别，既增加了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难度。分类学一度成为生物多样性工作中的“障碍”，也一度被认为是类似于集邮的工作，缺乏规范和客观性。有些学者对一个类群研究时间长了，对昆虫分类学或多样性的整体就失去了乐趣。他们总希望自己或学生能够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些类群上，而很少顾及和同行的交流、分享。甚至有实验室之外或学科之外的青年人，有意开展特定类群，偶有不悦之感。殊不知类群有界，分类无涯：无论分类理论、方法、应用，皆可共通之处。以支序系统学为例，其创始人Hennig，长于昆虫分类，但不拘泥于自己的类群，横空出世提出了生物系统学变革的理论，并引发了学界论战，催生了并列的其它学派。以蜉蝣目为例，美国鼎盛之时，有大约100人开展分类学、生态学、水质监测等方面的工作，把丰富的北美蜉蝣区系研究透彻。以蜜蜂总科为例，在物种比较清楚的基础上，长期数据的积累和动态监测，为发现蜜蜂数量下降而导致农业传粉受限的现象，提供了分类学基础。以DNA条形码为例，技术发源于加拿大Guelph大学对Daphnia物种鉴定之难，发轫于Dan Janzen教授长期对鳞翅目幼虫分类之惑，后拓展到几乎整个生物界。基因组技术开始主攻人类，继而模式生物，现在已经开始有遍及所有生物之势。现有团队引进青年人才，既要考虑学科的延续性，也要兼顾交叉性。兼收并蓄，实在是分类学长盛不衰的发展之道。

欧美国家，实验室不容许有学术近亲繁殖，鼓励青年人从制度上跳出原有的平台，去接受新平台的挑战。互联网、数字信息、智能识别、基因组测序等等，均为青年分类学人才突破原有文献和标本瓶颈，实现个人成长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他们也需要导师或团队负责人提供一定的软硬件平台，实现这些突破。年轻人学术生涯刚刚起步，面临诸多压力。他们的每一步成长，付出的努力都值得鼓励和支持。在压担子的同时，也要在他们努力攀爬学术阶梯的过程中助力：放手让他们去自由探索，允许失败。在实验室中，我原来的策略：助理研究员和我共同承担课题、指导学生；副研究员独立承担课题并指导学生。近几年来，我开始鼓励助理研究员独立承担课题、指导学生，并鼓励他们作为通讯作者接受学界的质疑。这样，个人感觉青年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最近从鳞翅目研究组获得朱弘复先生的一些资料。反复研读，感受到老先生伟大人格魅力。朱先生从美国归来，所做工作即便放到现在也得到世界同行的认可。回到国内，正是分类学文献和标本极度匮乏之际，也是学科发展的初期。朱弘复先生1958年，即48岁，正当年富力强，就把蚜虫工作全面交给了当时37岁的张广学先生。朱先生慧眼识英雄：张先生从棉蚜防控，转而深入研究蚜虫分类学，树立了昆虫学界一面旗帜。从1958年至今60年来，蚜虫学研究组不断发展壮大，学科方向也以形态分类学为坚实基础，基础研究和防控相得益彰，逐步拓展到了进化生物学多个方向。我也从蚜虫学研究组的发展壮大的历程中，从各位前辈学者的言行中，获益良多，避免了很多“显而易见”的弯路。个人以为，动物研究所的平台中，不仅仅有不断更新的硬件，更有代代相传的好传统，让在这里的年轻人能够如沐春风，努力奋进。

又想起前几天标本馆工委会年会，和各位分类学同行交流时的情景。没有前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何来今日青年分类学人才队伍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