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段时间，有关民营经济离场论炒得沸沸扬扬，习近平北上与南下特别谈到，而且前不久还专门开了座谈会，为的是纠正一些跑偏的论调，同时也为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为了进一步释疑解惑，记者专访了大河套（北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慕朋举，由他来亲述民营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的所思所感。以下为访谈实录。
记者：您作为民营企业家，如何看待刚刚平息不久的“民营经济离场论”风波？
慕朋举：这个问题本身和民营企业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实质本身有区别，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随着国际市场形成以后，产业的聚集程度在提高，由此体量大的企业（包括大型国有企业），对小企业形成了市场的挤压，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特别是工业化和市场化进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些小型企业明显感觉到被大企业挤压，就是市场空间被挤压；这个过程又叠加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转换。因此，有一部分的民营企业错误的理解甚至认为，是政府的某些行为造成了民营企业的困难，我认为多数时候有失偏颇。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家的典型，“傻子瓜子”至今仍是一个传说（图源：VCG）
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在高速发展的惯性下，一些民营企业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在那个阶段生存的挺好；到了整个国家或者世界经济发展在下降的时候，这个惯性降了下来，一些服务于大型或者巨大需求的产业空间被压缩，这是导致民企发展困难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民营企业家理想过于丰满，并没有理解或者准确把握现实的骨感。比如说“杠杆问题”，许多人认为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或者一些资源巨大的企业杠杆很高，民营企业也可以加大杠杆。其实，杠杆这个东西，在金融领域里面是风险高度聚集的，因此当市场出现调整以后，国家就会去杠杆（当然国家去杠杆并不是针对民营企业，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杠杆率太高）。
在这个过程中间，使用杠杆过高的企业，受影响就会很大，比如一些上市公司，通过股权质押进行融资，你质押个20%-30%可以，你拿80%-90%去质押，甚至有的比例比这还高，那你就是倾家荡产的意思，不出问题不可能。这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必须要学习的一个课程，对杠杆一定要有理性的认知，不能说是杠杆越高越好。
第三个方面，是民营企业现在对未来市场定位和发展方向缺乏方向感。因此，他愿意去认为是政府把他带坏了，只是找个理由或者借口。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工业化后期，特别是工业4.0来临以后，带来了一大堆改变，而这个改变是剧烈的，有很多民营企业接受不了这种改变，或者说它顺应不了，理解不了，就找不到自己的方向。遇到困难，有人愿意理解或者认为是政府的一些不当的政策行为和管理造成的，应该是舍本逐末。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政府去杠杆，去的有点太过于模糊，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加之有一些念歪经的和尚，在某些执行层面，可能出现了一些政策操作失误。比如说有些“去杠杆”一刀切的做法，在许多地方直接表现为抽贷、断贷和停贷，造成大量民营企业，包括一些国营企业、大型企业流动资金的紧张。
在去产能领域里面，没有准确定义和描述去产能目标和意义。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生产，那人们拿什么去消费？所以去产能应该是去掉一部分社会不需求的，或者需求量不大的产能，社会需求量很强的一些产能，那是必保的，无论付出多少代价应该保的。
从总的方面来说，这是我们讲的民营企业本身遇到的困难是这样的，不能认为全是由政府造成的，应该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
记者：就像您说的，其实这里面既有政府的问题，也有企业自身的问题，但政府方面，因为一些政策的模糊态，更加剧了企业的焦虑以及情绪“转嫁”。
慕朋举：在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目前的政策或者宏观的决策是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战略上的问题。
第一个，没有准确把握市场化或者说国际化进程现阶段的基本特点。现在是所谓工业4.0，或者后工业化时代，这个阶段，社会生产组织不再以生产商品（等待销售的产品）为主要任务，而是以生产需品（有确定需求对象的产品）为主要任务。中国在这方面缺乏理论体系的研究，也缺乏宏观政策的导向，一味的强调生产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调整的余地是有限的。
要调整的是需求的发现，潜在的和显在的需求都是现实的存在，它是既有的，关键是要发现哪里有这个需求，这种需求是什么？然后让生产体系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倒转——先生产再销售转变为先找到需求（实现销售）再生产，全面压缩各类库存。
全世界的人类都会有一个需求满足体系，在这个时代继续用过去思维“三驾马车”理论，出口、投资、消费来解释新时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家的理论水平，以及对形势判断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国家在战略层面上缺乏有效的指导，市场中的生产主体、经营主体，当然也就缺乏对一些事情明确的判断，因此进入误区，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决策层对中国社会创造实力的解释与培育目标和策略不是很明确。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军事、国防、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建设等软实力。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生产创造能力，这是国家实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硬实力。对于创新与创造的鼓励、保护、支持，过去一段时间做的不是很好，组织推动效果很不明显，甚至有可能抓小放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习近平针对民营经济离场论的表态，给很多企业家吃了定心丸（图源：新华社）
在创新领域里面，一些民营企业无论是在管理机制、市场开发方面，应该是适应能力和灵活性很强的主体，但政府的重视程度、鼓励程度远远不够，当然最重要还是缺乏保护机制，特别是一些创新能力、需求发现和满足能力很强民营企业，都注册到国外去了，变成了外资企业了，这有点滑稽。
第三个方面，社会管理特别是政府组织的创新转型滞后，管理能力与手段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过去一段时间的高压反腐，对地方政府一些社会管理职能工作带来了新的“不适应”，门到是好进了，脸也好看了，事好像也不难办，但是关键是没人认真办、踏踏实实办。原因就是现在管理机构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任何事情，只要有违既往或既有规定，就需要会议决策，很多时候是拖而不决，严重压制社会创新。现在连一些社会第三方机构都在想办法推卸责任，一件事首先想这个事我没责任，咱们就办，如果我要担责任，就开会研究，因此效率大大下降。
基层管理组织担责是一把双刃剑。哪个地方有勇于担责、善于担责的管理组织，哪里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会有创新、有速度。但是，勇于和善于是需要能力、魄力和勇气的。
政府特别是基层管理组织自身的创新，或者至少是对创新的鼓励与保护，应该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在这个领域里面，虽然中央好像特别强调，大力倡导放管服改革，但是在基层，大多数只表现在会议上和文件里，推进效果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民营企业或者社会组织而言（当然，国企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国企不能说），营商环境发生了一些可怕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过去的吃卡要，而是没人愿意担责，一切按照规矩来，怎么创新？这都不可能的事。
以上是我理解的造成民营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从经济学角度看，大多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感到经营困难，就说明经济危机真的来了，现在正在经历这一波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当然在一个大的经济危机之下，民营企业感多有危机感，有挫败感都是正常的。
记者：从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来看，他对于您提到的这些问题是有认知和判断的，也直接批驳这股“民营经济离场论”是站不住脚的。但给外界的感觉是，决策层和执行层往往是两张皮，您觉得最关键的，或者说最主要的矛盾，是在决策层还是执行层？像您一开始提到的，经是好经，但是被歪嘴的和尚念歪了。
慕朋举：我觉得首先是战略层面的问题，问题出在国家战略表述不清。为什么“民营经济离场论”这股风潮会刮起来？是因为某一些高层人物发表讲话、甚至有可能在某一些对外公开的文件资料中表达了某一种意思，有人在字里行间、言谈中间发现了某一些信号，然后造成了思想的混乱。这股风潮也提醒人们，越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一个政府、一个社会的管理机构对任何一个文件或者讲话越应该慎而又慎。
记者：其实也有明确表达的时候，比如是十九大报告，就很明确地提出了三个阶段发展目标。
慕朋举：虽然目标确定了，但有一些内容太过于口号化，老百姓所知理解起来难度很大。比如说现在中国到底遇到的是什么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要讲这个。邓小平当年就讲的很清楚，中国要从一穷二白走向现代化，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担心人们理解不到位，又提出了“猫论”。现在这一类很实在的描述太少了。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让很多人担忧下一步怎么办（图源：新华社）
比如以官商“亲清”关系为例，这个就没讲清楚。什么叫“亲清”？很难操作、把握和拿捏。过去说要跟企业家做朋友，但朋友是有界限的，男女朋友也是朋友，可以拥抱、接吻，普通朋友就坐一起聊天吹牛，关系好的朋友可以在一起交心互动、释放压力。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官员去企业走一走都会都感动如芒刺背，企业家进门就感觉瘟神来了，只要跟商业有关系的人说话就立马紧张，这明显过了，是有问题的。
记者：您刚也提到了可能的经济危机。如果这场危机注定要来，那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主要矛盾应该还是在内，虽然外部现在面临着久拖不下的中美贸易战，等等。 慕朋举：中国是个14亿人口的大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外部因素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中美贸易战，但无伤大雅，不是主要矛盾。现在关键还是内部的问题，消费出了问题，有钱不敢花，或者无钱可花，消费上不去，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么多年以来，普罗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一座都没有搬走，对很多老百姓而言，花钱是一件非常纠结的事情：一旦有人生病，一个小康家庭瞬间返贫；培养一个大学生，本来就是一个家庭生活不可承受之重，如果再让大学生创业，等于直接返贫；一座房子可以让三代人终生为奴（所谓的房奴）。在这样的环境下，消费怎么升级？拿什么去升级？这三座大山去不掉，消费升级就是一句空话。
记者：现在正在进行二次改革开放，会不会成为化解这些危机的一个突破口？
慕朋举：我认为决策层想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好的解决办法。至少宣传的东西，以及意欲推动的政策，我个人认为解决不了遇到的困难。比如企业成本的减负问题，特别是税收和社保等硬成本的减负，以及社会消费的激活等问题，一直没看到”实锤“办法，民营企业的定心丸，还是没吃到，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只能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
记者： 但就数字层面来说，似乎并不这么悲观。
慕朋举：是，改革开放至今，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的初期一段时间，高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惯性，社会的生产总量明摆着，增长2%、3%都算是很大的数字，这是毫无疑问的。可危机往往就是在盛世之下发生的。因此未来对民营企业或是社会企业组织甚至国有企业来说，最可怕的是活力被抑制，信心倒掉了。像如温家宝总理之前说的，信心比黄金都宝贵，所以一定要让企业家有信心，一定要让社会组织有信心，要让他们相信不管有多大危机都只是暂时的，太阳总会升起来的，冬天总会过去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任何的风水草动都是重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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