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黄浦营业部在中国证券市场起步中开创了十个全国第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前的1990年8月1日，我在万国黄浦营业部开设了股票交易，也就是柜台交易，
或者说“店头”交易。当时最难的问题是“过户"，当时上海一共发行了七家公司的股票，除了“小飞乐”股票由万国证券过户外，其余都由上海工商银行信托公司静安证券交易部受理（申银证券的前身）。规定过户时间为三天，但是由于我黄浦营业部的交易量特别大，远远超过工行信托公司，所以作为同行、作为对手的工行信托公司就拼命卡我的过户，经常要卡上两三个星期，以阻碍我客户的连续交易。 当时的我是多么期盼证券过户由第三方统一办理！
前排左一起：周芝石、罗树林、李祥瑞、龚浩成、程静萍
90年12月19日上海交易所成立后，过户统一由上交所清算部办理，当然交易量有多少，过户量就有多少。此前是由我们营业部踏了“黄鱼车”送到工行信托公司的证券交易部进行过户，
现在则是由股民们自己带上大量的实物股票，到交易所的清算部排队办理过户手续。
上交所成立前上海的股票柜台交易只有七只股票。
这张1984年11月发行的“小飞乐”股票，号称新中国第一张股票，
1986年11月14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林访华，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邓小平对他特意提到新中国也发行了股票，决定赠送给他一张新中国股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紧急从各地调来了股票样张，挑来选去，决定用飞乐股票作为回赠。
范尔林接过这张股票又高兴又惊讶，高兴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才6年，居然有了股票，而且他是持有新中国股票的第一个外国人。惊讶的是，这张股票的真名实姓不是他，而是周芝石的名字。为了股票真实、可靠，当时填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这也说明当时大多数人不懂股票所有权这一基本属性。这位股票专家立即看出破绽，说周芝石是谁？我是范尔林啊！“我的股票就要用我的名字，我亲自去上海更名过户。”
这是1985年2月发行的‘延中’股票。从时间上讲是第二家，但是上海老股民不认可，认为“延中”才是真正的第一家，因为延中股票是向社会发公开行的股票，而小飞乐是仪表公司向所属各家企业职工发行的股票，我们认为是定向发行的股票，社会上是买不到的。本人也有幸成为有三股（每股50元）延中股票的原始股东。
“电真空”股票是上海七家股份公司中发行量最大的公司。
“申花电工”是乡镇企业家瞿建国创立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后来又在创业板创立了“开能环保”第二家上市公司。
上交所成立后由浙江证券总经理李训动员浙江最大的化工企业“浙江凤凰”到上海交易所挂牌，这样上交所成立后第一批交易的股票就有八家公司，号称“老八股”。
上交所每天闭市后，为了应付庞大的交易量，不得不每天忙到下半夜，最夸张的时候，完成一笔交易竟然需要半个多月之久。实物券交收每天过户，成了一大灾难。尽管规定过户T+3，实际做不到，T+13也做不到。因为那个实物搬来搬去，股票丢了、找不到了……各种状况都出现了。还好，当时仅仅是只能在上海本地作交易。由于过户成障碍，因此场外交易即黑市就开始形成了，交易所成交50元一股，场外150元。
当时，尉文渊住在交易所，加班加点不回去，就天天没日没夜地在琢磨这个事。有一天早上，在那里刷牙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好像信用卡不就是电子货币吗？那就不用拿现金就可以进行交易了吗？
你的股票和钱数量都可以记录在里面，买进卖出，行不行？
群策群力讨论研究的结果就是，1991年初开始尝试创建无纸化交易、结算制度，并于7月中旬，正式开始实施股票账户制度，成交后电脑完成自动过户；创建了100%非实物性存管与交收，上市证券基本实行集中登记的存管模式；实行T+1的交收办法和股票无纸化作业；股票卖出申报须经电脑确认后即可撮合成交。
同时交易所在1991年春开始回收股票，开始了无纸化交易的第一步。这一步在当时迈得可以说是相当艰苦。当时，股票的“无纸化”交易，只有境外的专家在理论上讨论过具体实施的可行性；而要在在现实中实施，这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
从1991年5月开始，上海证券交易所向股民回收手中的股票，正式开始无纸化交易系统试运行。这是在实现电脑交易系统之外、推动中国证券市场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所做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当时大家都不懂叫无纸化，只是说把股票收回来、给你换一个电子记账的账户。这是很大的一个社会工程，但这一举措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阻力大得一塌糊涂。
首先，人民银行就通不过。因为当时执行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4年8月10日）中，就有发行股票要有实物凭证的规定。上海证交所取消实物股票凭证，首先就和管理规则相矛盾、相冲突。当时，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处长王华庆（现在是央行纪委书记）跑来跟和尉文渊谈，说：“这样不行，这个账户的事情要停下来。”尉文渊问：“为什么？”王华庆说：“因为无纸化是违反相关法规的。人民银行起草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里面规定要给投资者发放凭证。你把凭证给收掉了，这不符合规定。”第二个秘密是：股票凭证交易过户，收股票交易印花税是天经地义的，没了纸，不盖印怎么收印花税呢？可那个时候，证交所已经开始一边收股票一边开账户，尉文渊不听那一套，仍旧这么继续干。
这个矛盾一直延续到1991年的7、8月份，上海在“老八股”以后，第9个股票（兴业房产）发行时矛盾开始尖锐起来。当时人民银行还是要按照原来的办法以实物券、有纸凭证搞发行，上海的证券印刷厂要印刷股票。尉文渊一听就急了，说：“我这儿往回收股票，你再把股票发出去，这是干嘛呢？”他跑到人民银行金管处对王华庆说：“王华庆，你不能这么搞。股票回收起来，对市场发展明显是一件好事，交易可控制不是很好么？”王华庆说：“条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人民银行工作面上的东西，你没有权干预。”这句话把尉文渊噎住了，王华庆说的不错，证交所无权干预人民银行的工作，当年证监会尚未成立，整个证券市场由多个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分头管理：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或办公室负责企业的股份制改制的审核与管理、人民银行金融行政管理司或处负责企业股票和债券发行的审核与每年额度的管理、证券交易所负责企业股票债券发行后上市的审核与批准）发行市场不是证交所能管的事儿。但尉文渊临走撂下一句话：“王华庆，你说的对，人民银行的事我是无权干预。但是你记住了，挂牌交易可是我交易所的事。这个公司股票只要发出去一张，我就不让它挂牌交易！”尉文渊这话说死在这儿了。大家都知道他干得出来，结果双方就僵住了。
91年8月19日，上海“老八股”之外的第九个股票，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投资者将万国证券黄浦路营业部临时发放“申请单”的云南路小学包围了两天两夜，在此期间广东路、云南路水泄不通，公交车只能缩线调头。 有个小插曲，此时有位“黑猫警长”到我办公室敲门，说：你们都处张贴告示，什么这里不发申请单，什么这里不要排队，影响市容，是要罚款的。我一听，这分明是来敲榨，要股票申请单的，我马上答复，现在是在讨论怎么不死人的问题，我用手指着坐在我办公桌前的黄浦公安局周国雄副局长说，你去问公安局长怎么办吧？周局长用手一挥：“去、去、去”，差点没骂：给我滚！
最后，还是大家商量商量妥协，人民银行最终还是比较配合证交所对市场改革的推进。兴业房产那个股票印刷了，但是一张也没有发出去，原箱堆到上海证交所的证券保管库里。
这两张股票市面上是没有的，收藏界也是没有的。
这以后发行的股票只印30%，再后来说就印一张吧，说明也是符合条例的，是有凭证的，也是收印花税的依据。不久之后，在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在香港开年会期间，来上海证券交易所参观的时候，上海证交所从库房里取出兴业房产的股票，给每个代表送了一张，作为纪念品。
在无纸化的过程中，除了和人民银行的矛盾之外，更难的是股票回收。投资者谁都不愿交，大家有情绪。
股民想不通：“这是我们的财产，为什么要给你呢？”，我记得当时最最反对的是香港和深圳来的一些超级大户。
最后上交所在1991年的10月16日颁发了一个通知，说无纸化我们搞了半年就就算全部完成了，不再收股票了。对于没有交上来的，证交所规定，没有账户的投资者不得进场交易。当时，搞无纸化过程中，是在交股票的同时开账户。你可以不把股票交给我，但你没有账户拿了股票也没有用，在场外是不能交易的，交易了就是非法。不久以后，市场上涨，于是大家就开始急急忙忙交。不交不能卖，赚不到钱，黑市交易也没有用。结果所有实物股票凭证有99%收回来了。
记得上海有位股民周善荣，在90年12月3日朱镕基来考察我万国黄浦营部时，在我帮助下让朱镕基在他的小飞乐股票上签了“朱镕基”三个字，结果也交到了交易所(也许缺钱吧），后来周善荣成了一位中国百年股证的收藏家，但有朱镕基签字的小飞乐股票去交易所翻箱倒柜二次都没找回来，真是后悔莫及。
结论：尉文渊取消股票凭证交易使收取证券交易印花税失去了法理，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取消股票纸质凭证的，而全世界现在只有中国 和印度还在收证劵交易印花税，有关部门应该好好的反思，恰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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