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但是中国的历史中，却从不乏“失败者”，尤其在改革年代的中国政坛上。1978-2018，这四十年间，从传统中国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与毛泽东共产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官员，作为走在最前面的“闯关者”，他们中有的人趟过暗礁到达彼岸，有的人却成为改革浪潮中的铩羽者。
1982年，胡耀邦与邓小平一起出席中共十二大（图源：VCG）
今天，中国人或许不仅仅是自豪于对于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还应该看到那些“改革中的失意者”，去反思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其基因是什么？改革大潮中“失意官员”的典型，其败局也在于在冲击制度和习俗时马前失蹄。他们在模糊制度的藩篱中，前突后冲，左支右绌，其背后跳动的是中国改革年代的脉搏和一个古老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观念变迁。
基于此，本文将选取多名有代表性的“失意的改革官员”，以这种并不成功的中国官员为切入点，去审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的启示——如给中国政治带来宽柔之风的，但同样失之于宽的胡耀邦；如搭建了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但在政治上过于“理想化”而脱离中国现实的赵紫阳；在改革上勇于试错，但却完全忽视制度和规则的第一任深圳市市长梁湘；又如在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领域春风化雨，提出 “三宽论”（宽厚、宽容、宽松）方针，忽视时代特殊性的朱厚泽……转型期的社会是容易遗忘的，以上这些人，都是改革年代“失败官员”的典范，但他们的经验，同样也为今天中国改革的成功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
胡耀邦：得之于宽 失之于宽
如果要讨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胡耀邦是绕不开的那个人。但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评价胡耀邦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即使是中国决策层，对于胡耀邦的评价也非常谨慎。邓小平曾说：“耀邦抓党风党纪是铁面无私的，就是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陈云对胡耀邦的评价是：“为人正派。然而有些时候，重大方针摇摆不定，不适合主持全面工作。”胡耀邦给中国政治带来宽柔之风，但同样失之于宽，改革年代，一个合格执政者如何处理“宽与严”的辩证关系，胡耀邦成为最成功的案例和最“失败”的样板。
在整个80年代，胡耀邦文革后的上台，后来的失势和去世，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动荡和思潮解放的导火索。胡耀邦对于改革开放的贡献在思想上的解放，他给文革后依然肃杀的社会气氛带来了一丝春分和宽容，这种放松的气氛成为今天很多人怀念早期改革开放的原因，要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胡耀邦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当然，最后让他被“罢黜”的原因也是这种“失之于宽”。从那之后，胡耀邦的经验中国官员在执政风格怀柔和坚定，尤其用怎样的执政手法去面对改革过程中一些有突破性意义的政策，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从毛泽东之后，曾经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人物，在民间的表述中，通常有着“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复杂感。即使被视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因为在六四事件中的态度而争议颇多。似乎唯独胡耀邦，无论在官场内部还是民间，都留下了广泛的声誉。 这种声誉，源自胡耀邦的“历史功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之后中共“收拾人心”的三大措施“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胡耀邦都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主导者和推动者角色。但是随后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如人所愿，八六学潮引起了中共元老的震怒，他们将学潮的爆发，归咎胡耀邦的纵容。
放到时代的进程中去看，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就从一个早期的理想型政党转型成为一个具有强大执行力的列宁式政党。革命年代的残酷将“宽容”从这个政党的性格中“排挤出去”，战争期间容不得太多的同情心。这种“紧张”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体现尤甚。而胡在文革后主持平反工作时表现出一种在政治年代少有人道主义同情心，在政治上为邓小平赢得了充份的民意支持，这在刚刚结束了残酷阶级斗争局面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相当大胆而宽容的政治决策。
但是，在一个思想澎湃，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澎湃年代中，过于宽松就不是一个正面的评价。而胡耀邦一生的“悲剧”也体现在这个方面。后世对于胡耀邦不多的批评声中，在民族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认识不够，过于“宽容”造成西藏和新疆的局势不稳，后续影响甚至绵延到今天。
胡耀邦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宽容”的领袖日渐缺少，有效的民主和开明的专制都成了稀缺品，强势的政治家已经成为时代潮流，这个时候重思胡耀邦，或许能够给这个“严苛”的时代带来一丝“宽容”之风。
赵紫阳：为改革搭梁建柱 忽视政治稳定
“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这是中共原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5月19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对中国示威学生说的最后一番话，从那之后，赵紫阳就从中国政坛彻底消失了。
中国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源：Getty）
这位曾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官员，作为1979年后“邓胡赵”三驾马车的核心成员，他参与启动和领导的改革为中国从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作为“失意改革者”的典型代表，赵紫阳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他展现了灵活的、在意识形态的樊篱间绕行的本领，同时，他也善于把握战局与时机，利用自由派与保守派砥砺所挤出的一个狭小的通道，迅速地将改革推进到“不可逆转”的境地。
可以说，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很多基础政策，是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制定出来的。因此当中国人在回顾中国改革四十周年时，就不能忽视赵紫阳在中国改革初期“搭梁建柱”中所起到的作用。
赵紫阳真正在中国名声大振，是他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期间，此时的他以其务实与实干，游刃有余地穿梭行走于邓小平与陈云之间。当时在中共老人政治中，因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分歧划分为邓小平阵营与陈云阵营，诸多大政方针都需要在邓陈“政治双峰”间取得谅解与妥协。 陈云的经济哲学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邓小平虽然早已对计划经济那一套失去耐心。针对这一暗中较劲的政治僵局，赵紫阳提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给了陈云和邓小平“一个口号，各自解释”的空间，陈满意前半句，邓看重后半句，从而在邓陈之间取得微妙平衡。
赵紫阳异于胡耀邦的政治灵活性，最终还是没有帮助赵免于胡一样的流星陨落结局。而这或许是根源于赵紫阳从一个开始就没有认识到政治稳定与改革开放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共如何保持并稳固其执政地位？这个命题是过去40年中共执政最重要的核心命题之一。说到底，无论邓小平陈云两阵营有着什么样的政策和政治分歧，但对确保中共长期执政地位他们完全一致，这就是中国政治稳定的全部内涵。文革之后，直到今天中国政治的基本规律就是要在改革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取得平衡。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下台，是他和以邓小平为首的一众中共元老，在中国的政治稳定问题上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分歧。
而他的导师邓小平，就对政治稳定和改革开放有清晰的认识。六四之后，他明令中国一不能搞政治扩大化，二不能停下改革开放步伐。即使在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下，邓小平仍不认为政治收紧和政治控制能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相反，邓得出的结论是，体制僵化保守以及在与西方的经济绩效竞赛中落败，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政治稳定是为了推进改革，也只有坚定推进改革才能保住政治稳定。在经历了若干短暂的改革回潮后，1992年，邓小平踏上南巡之路。
当理想直面撞上现实，当辗转迂回遇到原则与红线，再也没有“不表态”和“中间道路”，赵紫阳后的中国官员终于开始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知。
梁湘：突破规矩 试错者的代价
2018年，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海南省建省30周年。今年4月，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会议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宣布，海南全岛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这一消息，不仅引发外界对海南的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于上个世界八十年代中共政坛改革闯将们的回忆。而作为海南省首任省长的梁湘，亦成为不可忽视的话题人物。
1981年10月29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率团访问澳门时，与港澳知名人士合影。前排右起：霍英东、何贤、任仲夷、柯正平、王匡。二排右起：曾定石、马万祺、梁湘、李菊生（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为中共曾经的改革闯将，梁湘的经历无法复制：他既是第一位建设的深圳特区市长，也是海南省建省后的首任省长；他是被免职的深圳市长，也是被撤职的海南省长。梁湘的身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他敢于试错，勇于打破旧的枷锁，所以能在重重困境中“杀”出一条新路。
作为中国40年改革历程的参与者，梁湘太过忽视制度和规则，最终让自己越过了中共的政治红线，导致其政治生涯戛然而止。他不仅给后来的改革者留下勇于承担的敢为精神，也警告走向现代化的中共官员们，作为从政者，试错不能没有底线。
1980年，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已经62岁、正在中共党校学习的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被宣布调任深圳任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且“立刻到任”。 梁湘到任时，深圳一片荒芜，特区应该办成什么样子？没有先例可循，谁也不清楚。中共中央对特区“只给政策不给钱”，梁湘就朝银行贷款搞基建，结果被认为“透支”、遭到内部通报批评。挨了批的梁湘没停住脚步，他跟相关人员说：“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还是因为缺钱，梁湘推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政策吸引港商投资。非议也再次来临，“梁湘搞赤字丢了国格”，“把国土主权卖给外人，是当代李鸿章”，外省一高官考察深圳后甚至痛哭流涕：“深圳已变为香港，成了资本主义世界。”
1981年到1986年，也是深圳特区建设艰难起步的五年。五年间，梁湘顶着一顶顶“大帽子”，雷厉风行推行物价制度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融资体制改革……一系列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措施接踵而出，“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诞生，深圳从特区一跃成为奇迹。
真正让梁湘“饮恨”的不是深圳，而是他执政海南期间，1989年9月，梁湘因“以权谋私”遭撤。对于梁湘的“倒下”，他的前任吴南生曾对《南方日报》说：梁湘性格太直了，没我“狡猾”啊。中共早期很多官员都带有那种一腔热血、重情感义气轻规矩法纪的时代缺陷，就如同梁湘在面对质疑时多是“出了问题我担着”的个人豪情。这种无规矩无法纪碰撞到让中共底线，政治的无情必然要压制个人的私情。
在深圳期间，梁湘会接受商人宴请、在官场照顾熟人亲属，不顾影响为当时的政法系人员特批补贴经费……此处并非要质疑梁湘的私德，梁湘的行为自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这种不拘小节，显然也并不符合走向现代化与法治化的中共官场的政治规矩与法治理念。时代成就了梁湘。在单纯注重经济发展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缺乏体制约束和法律条文的政治现实，以及粗放的治理思路，让梁湘这样的个性官员冲破固有体制的束缚脱颖而出。而时代变迁中，勇于试错而忘了规矩的梁湘一马当先也一脚踏空。
朱厚泽：“三宽部长”的政治启示
从1985年7月到1987年2月，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长。他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为“短命”的一任宣传部长，但或许也是最让人难忘的一个，其对宣传工作的“三宽思想”，之于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朱厚泽晚年仍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图源：VCG）
1985年，朱厚泽担任中共宣传部长，并与次年提出“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原则。朱厚泽试图把中宣部逐渐变成“思想解放部”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尝试，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有启迪性、开创性、变革性的新思想。某种意义上，也是朱厚泽在中宣部提出的唯一主张。尽管“存活”不久，但这个在政治夹缝中挤出来的“三宽”，依旧在知识界掀起一股热潮，各种观点、讨论不断碰撞，一大批过去难以问世的书籍获准出版。
随着1986年中共政治形势诡谲，党内保守的政治力量逐渐占据上风，虽然认清局势，朱厚泽却仍然坚持在下面讲“三宽”思想，这很快引起中共中央强硬派的警惕。随之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中共党内开展，胡耀邦的下台也让朱厚泽受到牵连遭免职。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被认为是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难得一见的“小阳春”，这其中不能忽视朱厚泽的作用，特别是他的“三宽”思想，虽然在当时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之下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其想法无疑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宣传管理策略。
不过遗憾的是，直至今天，中共宣传系统仍不能真正“解放思想”，对中国社会面对各种舆论乱流的消化和辨别能力不够自信，仍旧以为封堵是最为有效的办法。这不但不能如官方所愿“统一思想”，反而可能导致走向极端，乃至道路以目。就如朱厚泽曾说，“中国靠什么统一思想？不能定于一尊。要多元化。社会就是多元。”而要容纳多元，则再看“三宽”，其闪光之处就迸现出来。
如果说朱厚泽真的给后来人提供怎样的“失败者启示”，那就是在特殊的改革年代，要注重政策的合理性。翻看世界上任何一段改革史，可以说转型时期的社会通常会动荡不安，思潮碰撞，人心浮动，遍地机遇而又陷阱重重。在那个时候选择“三宽政策”是否恰当，这是历史留给中国的问题。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展现了一个庞大国家，是如何由古老而封建的旧“体制”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强大勇气与魄力。成功者值得赞言，失败者亦不能忘记，从历史的泥沼中回头看那一个个渗透着血迹的脚印，中国的改革放不会止步。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