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角谷美智子 /(Books of The Times) 马建的新作《北京植物人》，就像三本书融合而成的一部传奇----张戎的史诗《鸿》（讲述了作者在中国的家族三代往事），让-多米尼克-鲍比的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讲述了作者在中风导致全身瘫痪之前及之后的生活）和卡夫卡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城堡》（讲述了一个人与整个冷酷而顽固的官僚体制抗争的故事）。
《北京植物人》中的故事叙述者戴伟当年是一名学生，他在1989年6月政府对民主示威的残酷镇压中被士兵开枪击中头部，从而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昏迷----正如护士所说的那样，他变成了植物人----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只能在偶尔过来的护士和他母亲的照料下勉强维持生命。但如果戴伟表现得彻底对外界失去知觉，记忆就会开始从他的头脑中流失，他仿佛正在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自己的周围发生着的一切：政府对他母亲的迫害，她竭力让戴伟接受各种不同的治疗，期望可以治愈他的残躯，她的经济状况日益窘迫，甚至开始打算卖掉自己的一个肾来筹钱。
在讲述戴伟的故事时，马建，这名现居伦敦、曾经中国的“反动分子”，早期完成过三本书的作者----在主人公昏迷期和天安门事件中被枪击的记忆之间来回地切换。这本小说在被Flora Drew熟练地译成流畅的英文时，需要大量精心的编排：这些充满了独特力量的文字，记录了毛泽东时期及其后的中国政府所犯下的令人战栗的罪行，它应当被归为“政治反动文学”中的杰作。书中还用了大量曲折的章节，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学生运动领袖间琐碎的争论，这让它读起来与《草莓声明》或者60年代美国其他校园运动中的反叛宣言颇有相似之处。
书中描述了压抑在冰冷身躯中的惨痛经历给戴伟带来的健康困境，以及看到90年代后期新中国开始展开经济翅膀的令人振奋的一瞥。但是这些章节中却充斥着戴伟与所谓的老友之间单调乏味的交流。
当讲到士兵开枪击中他的头部时，戴伟说：“他并没有损害到我的头脑，”事实上在没有被迫签署“支持政府打倒反革命的声明”的人里面，戴伟可能是“尚在国内的唯一的幸存者”。“在这个巨大的警察国家”，他解释说，“我只能设法通过装死来获取自由。不能开口说话反倒成为了我的保护伞。”
他并非家中唯一受到迫害的人。在50年代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他的祖父因为有“两亩地、三头牛”而被打为“牛鬼蛇神”，并被自己的亲生儿子之一活埋----如果他不这么做，他也会被处死。他父亲，一位曾经在美国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观念的小提琴家，被打成了“右派”后关入“劳改所”直至他去世，长达22年之久。
“他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可能会因为说了某些共产党不喜欢的话，或者因为携带了某些对共产党不利的文件而被处置，”戴伟回忆说。“他就像一只被关在实验室里的容易受惊的兔子。”
戴伟的母亲一直在为了能照顾他而斗争着，她甚至有过一次考虑入党----这多半只是出于一种自卫的本能，但她也同样成为了政府的牺牲品：她被作为法轮功非法组织的成员关进了拘留所，并被警察用电警棍打断了手臂。随后，“拆迁办”的负责人将她赶出了家门，以便腾出这块地盘来盖新楼，好为中国的申奥增光添彩。
在新中国欣欣向荣的90年代末，戴伟意识到，大多数当年和他一起抗议过的同学和伙伴----那些没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杀、被关和被打伤的人，都已经投入到了新的生活中。消费主义，对满足个人生活需求的贪婪和欲望已经战胜了政治信仰。一些人，比如他以前的女朋友已经移居美国；一些人入了党；其他人也找到了各自的事业----开旅行社或者家装公司。
“我们是‘天安门一代’，但是没有人敢这么叫，”一位戴伟过去的伙伴说。“这是一个禁忌。我们被碾碎了，失声了。如果我们不爬起来，我们就会从历史书上被抹去。经济在以飞快的脚步发展着。再过几年，这个国家就会更加强大，政府再也不会惧怕任何事情，也不会有倾听我们的需求和必要。所以如果我们想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行动。”
当和旧友们共同追忆起他们曾经在1989年致力过的民主改革时，戴伟对于重振理想的可能性却显得更加宿命论。“随着社会的改变，”他表示，“大量的新词汇和新术语涌现了出来，比如：桑拿，私人汽车，地产开发，抵押贷款和个人贷款。显然，许多企业都用上了电脑，在大学区还会有‘科技一条街’，上面开满了卖个人电脑和软件的商店。再也没有人谈论起天安门事件或官僚腐败。中国人非常擅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到这个，这也正是他们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生存本领。”《北京植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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