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开启中国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序幕。在机构改革的同时，中国社会很多企业、团体组织也纷纷建立党支部。有舆论担心中国将来是“党国一体”，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近日就中国体制改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舆论指，中国社会改革，必须有强有力的政党和政府推动（图源：新华社）
当地时间12月4日，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旗下官方微信公众号“狮说新语”发布学者郑永年的文章《中国体制改革向何处去》。
文章首先从中共十九大讲起，认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的通过，无论对中共还是对政府而言，都有深远的意义。
郑永年称，此前，中国经历了多次机构改革，但都是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每一任新总理都要进行一次重大的改革，因为总理主要负责社会经济事务，其所主导的改革只能称为体制改革，甚至只是经济体制改革。
而中共政治改革长期停滞，唯一提出中共自身的改革是1980年代中期，但没有导向积极的结果。
文章称，中共十九大通过的改革方案，其实质可以称之为“党政一体化”的体制改革。之前中国国务院多次主导的官僚体系改革，到胡锦涛时期的“大部制改革”，已经达到顶点，明显遇到了瓶颈，再改革就必须涉及对中共自身的改革。
郑永年认为，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朱镕基任总理期间的改革最为彻底。在官僚机构改革方面，他的方法是“拆庙赶和尚”，裁撤机构分流人员。企业改革方面是“民营化”，改变中国经济结构，使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同时在关键经济领域，国有企业占虽然占主导，但也要按照市场规则运行。
而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时期，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服务，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郑永年说，下一波改革必须进行中共党口的改革。
新一轮的“党政一体化”的机构改革之所以可能，郑永年认为有两大条件。
一是中共转变了认识，以前是坚持“党政分开”，现在是转向“党政分工合作”。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还提出了“广义政府”概念。无论是中共还是政府，都是“广义政府”的一部分。在“广义政府”的概念下，合乎逻辑地出现了“内部三权的分工与合作”的改革，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
二是中共高层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中共的权力已经介入到社会经济事务领域，而中国国务院负责事务的范围被缩减。党口负责任何领域的重大决策，政府口只负责决策的执行。
同时，郑永年也认为，在“党政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两大误区。
一是“以党领政”。中共的机构在无限扩张。要加强中共的领导，“以党领政”不可避免。但如果把“以党领政”理解成为设置更多的党的机构，什么领域都要设置党的机构，改革就会走向反面。
二是“以党领政”也很容易演变成“以党代政”。理论上说，“党政一体化”的机构改革不应当是以党代政，而是必须整合党政功能，尤其是重合的功能，从而形成有效政府，同时大大减少党政机构和党政官员的数量。
郑永年称，目前这两个误区频繁出现。从中央到地方，中共的机构越来越多。中央层面有现实的需要。为了顶层设计和协调，中央层面设立了诸多委员会。省一级或许也有这种需要，但越到基层，越没有这种需要。
他举例称，广东顺德等地通过“党政联动”“党政合署办公”，为“党政一体化”的改革走出了第一步，但完全没必要设立党政两套体系，两套班子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大大减低行政效率。
另外，郑永年还认为，如果“以党代政”和“以党领政”这两个误区不解决将导致六大危机。
一是机构不减反增，行政效率低下，并且官僚不能作为。
二是财政危机。“广义政府”将使得机构庞大，因此党政机构的人员规模同样庞大，中国国家财政将养活日渐庞大的党政机构人员。
三是弱化党政领导。郑永年认为党或政府机构无限扩张，意味着这些机构深入社会，这些机构的“社会性”也必然增加和强化，也就意味着党政机构的“党性”递减。
结果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面。党和企业、党和社会、党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必须具有边界，正是这些边界确定了中共的“认同”。
四是挤占市场空间，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郑永年称，当今挂靠在党政机构上的经济组织多如牛毛，这些组织大多依靠“政策寻租”求生存和发展。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创新动机，而没有动机则是因为很多企业都可以通过“政策寻租”获得巨大利益。
五是挤占社会空间，造成弱国家、弱社会现象。
一个什么都不会自治而须依赖政党（政府）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弱社会。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形。中国要追求的是强政党（政府）和强社会。这就必须在政党（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确立边界，该管的事情就应该管起来，不该管的交给社会去管。
六是政府和法律的关系。郑永年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的主体（例如不同的个人和组织）、不同功能领域（例如经济、社会和政治）组成的，政府用法律去规范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政府本身深入各个主体、各个领域，就很难出现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的“法律和秩序”。最终的结局，必然造成危机和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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