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纪律部门主管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登中共新疆纪委书记杨鑫的文章，点名批评喀什地委原委员、莎车县委原书记王勇智，首要“罪名”是“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这一措辞极为罕见，一时引发外界关注。
新疆与中国内地其他省区同样面临基层吏治问题。图为新疆喀什城市广场一角（图源：Reuters）
文章中指，王勇智在落实中共中央治疆方略中阳奉阴违，对上级发现的问题只表态不整改，在脱贫攻坚中大搞“政绩工程”，要求全县富民安居房“五年任务三年完成”，把上千户农村贫困家庭强行安置到未通暖气的楼房过冬，导致干群关系（干部和群众关系）对立。
细读全文，王勇智的罪名与大多数内地落马官员罪名并没有太大区别，仍然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公款吃喝，收受礼金，权钱交易等。与王勇智一道被点名的还有阿克陶县委原书记谷文胜，他被指在脱贫攻坚中强行下达难以完成的指标，导致当地出现“电脑脱贫”“数字脱贫”“被脱贫”等乱象，同时又脱离实际大搞城市“形象工程”。
实则，上述指责基本上是中共落马官员的通病，只是这些通病放在新疆这一敏感地区，则上升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中共治疆方略自爆发2008年的七·五暴乱以来两经变化，从张春贤的柔性治疆到陈全国的铁腕治疆，反映中共在新疆治理上优先选项的变化。2010年5月中共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北京推出“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治疆策略，但在4年后，新疆恐怖分子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制造暴恐事件，北京重新调整策略，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让位于“社会稳定”。
但新疆经济民生上的改善作为长远之策从未被放弃。其中扶贫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7年，新疆已有172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2.84%下降至12.63%。
有分析认为，新疆之所以成为暴恐事件多发，与新疆特别是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域地理环境闭塞，经济落后有很大关系，艰苦的生活条件成为宗教极端思想和原教旨主义思想传播的温床。因而，北京在转而把社会稳定作为治疆的首要任务的同时，仍不可松懈经济民生上的发展。
但如同中国内地省份一样，中南海的决策落到基层层面时，往往被中共官僚系统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习气打折扣，粗暴执行，“一刀切”等现象频出，问题是，这种问题在内地省份还好，在新疆等民族和宗教关系脆弱敏感的区域往往会引发次生效应，后果要严重得多。如王勇智所引发的“干群关系对立”未必不能发展为更加严重的民族和宗教冲突。
中国历史上这些问题和现象不是没有发生过。因官员贪腐和官僚做派引发民怨，进而发展成民族和宗教冲突引发边疆叛乱的事件屡见不鲜。在王勇智任职的喀什地区，历史上曾数度发生因基层吏治引发的民族和宗教冲突。19世纪初，时值中国清朝嘉庆皇帝时期，清廷前期相对成功的治疆策略被基层吏治败坏，诱发1820年张格尔之乱，即造成新疆长达8年的动乱。
实际上，岂止是新疆、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带，即使是中国内地，由于官僚贪腐和粗暴蛮横，导致民怨积蓄，继而引发大范围民变的事件也并不鲜见。因而，在中共如今对高层和中层官员贪腐的打击已初见成效下，基层吏治成为中南海关注的重要事项。北京时间11月26日，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国历史上的吏治” ，向外界透露出要通过总结历史教训，改善基层吏治的信号。
当然，类如王勇智这样的官员，在今天新疆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下，也不大可能短期内再度引发新疆的大规模骚乱，不过，北京不可忽视的是，对于新疆的治理，除了从大原则上做出规定外，仍必须在基层吏治上用力改善，否则，经济发展和社会暂时的稳定都未必能最终换来新疆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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